第二，全世界的性骚扰案件本来就不容易证明是否确有其事，往往陷于当事双方各执一词，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朱军性骚扰案12月2日庭审后的一些评析也认为，女方可能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据和证人，弦子曾要求朱军出庭，可能间接表明了这点，但朱军并未出现，而根据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这确实也是他的权利，起诉人要负责举证，提出实际的证据需要当事人质证 。换句话说，形势也许对弦子相当不利 。
第三，弦子控诉朱军的行为本身为她获得不少支持者 。在2018年席卷中国的“米兔”（#metoo）风潮中，有一种支持受害者的说法，即赢了官司当然好，输了也能让社会更关注女性维权 。这其实符合了欧美非政府组织（NGO）的逻辑，即借助司法案件来赞扬某种理念，即使官司输了，但理念宣传成功，这就是巨大的胜利 。不过，好些中国网民其实也正因为弦子背后有国际NGO支持的影子，而对其动机怀有疑虑 。朱军应该也看到了这点 。
有分析认为，弦子要求朱军出庭，是因为自己已经没有有力的证据 。（互联网）
无论官司最终如何，该案件必将成为中国司法有关性骚扰的一个参考案例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研究员龙大瑞曾指出，直到最近，对于什么构成性骚扰，中国法律上一直没有严格定义 。
他说：“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与性骚扰相关的案件走上了中国的法庭 。你经常看到的是，如果一个工作单位惩罚了被控者，那么被控者就会起诉公司违反劳动合同 。或者被控者会起诉公司和指控人损害其声誉 。”
事实上，“性骚扰”一词在2005年才出现在中国保护妇女权益的相关法律中 。龙大瑞补充说，从那时起，地方和省级法规就开始强调执法，但在基层几乎没有变化 。
根据非政府组织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的数据，在2010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公开的5000多万份判决书中，只有34份涉及性骚扰指控 。其中，只有两起案件是受害者起诉涉嫌性骚扰者，而这两起案件最终都以“证据不足”为由被驳回 。
今年5月下旬，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民法典》，并将于明年1月1日生效 。新《民法典》将性骚扰明确定义为“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进行的行为，并明确政府、企业和学校有防止性骚扰的责任 。
但也有批评者认为，这仍然不足以有效保护性骚扰案件的受害者 。龙大瑞说：“《民法典》规定，企业必须采取措施解决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问题，但没有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公司将面临什么样的责任 。”
对于弦子而言，此次若败诉，还要面对朱军反诉她与一名支持者侵犯其名誉权和造成精神伤害，索赔65万元人民币（13万2600新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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