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如此悲催，村里的有钱人，难道不能先献爱心?同样是宋仁宗年间，还是愤怒青年的司马光，就曾愤怒抨击：北宋农村的有钱人，别说纳税服役，还经常把上门的里长打出去 。简直是“税不可督”，然后“所差户长辄逃去” 。
而以北宋中期名臣吴充的叹息，北宋农民为躲赋役逃亡，早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 。好些人更是“不得已而为盗贼” 。那些纵横各州，让硬汉富弼都感到害怕的“盗贼”，都是这么来的 。盗贼如此猖獗，那大宋的军队呢?在宋仁宗“最好的四十年”里，这事更是无比怪异：除了与西夏的短期战争外，宋仁宗年间大多数时候还算太平，可国家“重率暴敛”搂来的钱，除了养官就是养兵，明明和平年代，宋仁宗之前，大宋禁军不过90万人，到了这“最好的四十年”，一口气暴涨到125万 。
养了这么多兵，那么“盗贼”大白天流窜时，怎么还用不上?宋仁宗年间名臣欧阳修说，单是百万宋军用的兵器，百分之八十都不合格 。尤其是地方州郡的武器，以同时期张方平的话说，那更是“实皆滥恶” 。比这更不靠谱的是兵，宋仁宗时代另一名臣田况，曾生动描述大宋士兵的操练现场：最精锐的大宋骑兵，不过能骑马开五六斗弓，发射出来的箭，放出去就掉身边 。这样的废物兵，上去基本送死 。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最好的四十年”里，会有富弼“不寒而战”的景象：盗贼四处横行，官府官兵纷纷躲猫猫 。雷景象的背后，是一个繁华表象下，正在悄然腐朽的大宋朝 。甚至“靖康之耻”的很多大坑，也都是从此挖下 。
如果要回看宋仁宗“最好的四十年”，这触目惊心的教训，比多少风花雪月的宋词，都更有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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