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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单位的账号不一样，有一些功能上的区别 。比如公安有录入信息的权利 。下一步，我们还将录入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处罚的数据信息 。”朱英哲说，把查询和反馈的权限交给主管单位，更有利于操作，提高效率 。
在查询页面，采访人员注意到，在输入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简单案情、句子等之后 。入库人员的，受害者的信息会被适当隐藏 。采访人员获悉，这是基于对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考虑 。《办法》还对查询单位提出了保密要求，仓储人员信息应当保密，不得公开 。
除了保护未成年人，成都中院在设计数据库时，也为仓储人员预留了权利申诉和救济渠道 。“如果入库人员认为自己已经彻底悔过，不会再侵犯未成年人，可以向我们申请从数据库中撤销其信息 。我们会召开听证会决定是否取消，仓储人员可以提供心理评估等证据证明其不再具有危害性 。对于符合撤销条件的，我们将从数据库中删除 。”朱英哲说 。
平衡
保护未成年人，帮助犯罪分子回归社会是必要的 。
今年5月，上海出台首个限制性侵犯罪人员就业的省级意见 。用人单位在招聘相关岗位时，应当要求应聘者如实申报是否有性侵等犯罪记录 。用人单位对此有审查义务，如发现拟录用人员有相关犯罪记录，不予录用 。
也是在5月，广州启动了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信息数据库，与教育局对接，在涉及儿童成长的特殊行业或岗位人员入职程序中，建立犯罪记录强制查询机制 。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人员，将不能在当地从事相关岗位 。
今年2月，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检察机关还开发设计了“预防未成年人性侵害信息查询数据库” 。负有未成年人保护和监管职责的相关单位可以按照特定程序向检察机关申请查询 。
【成都建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据库 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及调查】2017年12月1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涉嫌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4名被告人集中宣判 。同时，联合9家单位出台了《未成年犯禁止就业及信息公开规定》，要求在刑事判决生效一个月后，将这4名重罪犯的个人信息通过司法机关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开，禁止其从事与未成年人的密切接触 。
此举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 。有人认为公开未成年犯的信息可能会侵犯他们的隐私权，也不利于他们回归社会 。
在朱英哲看来，其实就业限制和信息披露是有依据的 。比如刑事判决书，里面有罪犯的个人信息和犯罪史 。数据库的建立只是整合和展示这些与侵害未成年人相关的信息 。
朱英哲认为，在保护未成年人和帮助罪犯回归社会之间，把握和平衡这个“度”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考验 。
“目前我们依靠数据库中的信息为相关单位的用工提供参考，并没有直接禁止仓储人员从事相关行业，但同时保留了他们的申诉渠道 。在今后的实践中，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我们期望通过数据库的运行，未来可以为全国建立统一的数据库，提供直接的第一手数据参考 。”朱英哲说 。
建议
地方探索可以为国家数据库提供实践经验 。
成都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严复:
数据库的建立可圈可点，值得称赞 。但同时，避免一刀切，可以从所有孩子的最大利益出发，按类型、危害程度、再犯风险评估等考虑入库标准 。她还建议，可以跨专业涉及更多与儿童相关的专业，同时，应该增加对儿童性犯罪者的曝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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