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烟筒”的物象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工业美学的滥觞之一 ， 在一种简单化的性别观中，它是和所谓的现代“雄壮”联系着的，而雍容的牡丹在中国古典中却又和传统“女性美”相通 。这么说来 ， “黑牡丹”这一“二十世纪的名花”妙就妙在“雌雄难辨”，在两性窠臼之上 ， 显出一种“结合的性感”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优美”和“崇高”之间的比拟 ， 便是自然与工业文明的结合；Cupid的爱欲，便是现代性的力比多 。
全诗结尾处的呼语（apostrophe），不仅把蒸汽船的浓烟比作“二十世纪的名花”，更把这正在席卷东亚、席卷全球的工业美感命名为——“近代文明的严母” 。近代文明为何不能按照中国传统的类型，只是所谓“严父”或“慈母” ， 而必须是“严母”呢？这一回的“卒章显志”，既是“浪涌”的水到渠成 ， 又在形象上有点出人意料 。有熟悉日本文化的朋友告知，日本人的确有“严母”的说法和文化偏好，郭沫若或许受了影响 。但我却希望再多做一点联想 。
这里的“严” ， 当然是指现代文明的“严厉”，它作为社会发展的“铁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代表了“雄壮”的历史必然进程 。但另一方面，这“严厉”的，却又是“母亲”，是“母题”和“母体” ， 孕育着生产力和人的自我更新的能量 。众所周知，对“力”的礼赞，对“永恒之女性”的崇拜，是《女神》两大主题，这两者在这里悄然合而为一 。在诗人的想象中， “近代文明”正是雌雄同体的理想型，是两性结合的新典范 。同样众所周知，从《女神之再生》到《凤凰涅槃》，又有一个以“女性”为人类更新之机的线索，我想强调，郭沫若的“永恒之女性”已然是两性结合体，是雌雄同体的“一切的一” 。两性合二为一 ， 由爱欲主题转为文明视野，乃至代表了某种文化政治欲望，透露出《女神》的现代人性理想 。
这是不是我的过度解读、牵强附会呢？未必 。其实，早在法国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中，雌雄同体的人性范型就是乌托邦想象的一部分 。和圣西门派有关的各类社会主义者们不仅构想新社会，而且构想两性合体的新人类，把亚当和夏娃两个名字结合起来 ， 提出“亚当夏娃主义”，又命名这种理想型为“母父” （le Mapah） 。从瓦尔特·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手稿中搜罗的材料中 ， 我们可以读到“圣西门公式：男人记忆过去；女人神启未来；二者结合洞察现在”，也可以看到一种新的乌托邦信仰， “在上帝中发现了女性和男性因素 ， 力图通过神职的婚姻来复活这些因素”，在这样的信仰中 ， “父”是“铁一般”的，“母”是拯救的恩典，而两者必将“拥抱” 。
两性结合成就理想人类社会，这样的意向，最终又在郭沫若对歌德《浮士德》的翻译中完成了隐喻 。1947年，在解放战争的僵持期，郭沫若终于译成了《浮士德》第二部 。《浮士德简论》中 ， 他对浮士德灵魂得救这一结局进行了中国革命的解读 。在他看来，浮士德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进步个人主义，而甘泪卿/永恒之女性代表了人民民主，她携众天使出场救赎浮士德的灵魂，意味着天堂也起了“性别革命” 。进步个人和人民民主的结合 ， 也是“两性结合”，这才是中国《浮士德》的大结局 ， 是中年郭沫若所憧憬的中国革命新图景 。
当然，今天回看 ， 不论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中国诗人郭沫若，他们的“两性结合”理想仍受制于“男性特征”“女性特征”这样的二分法，未脱于性别刻板印象 。但我们也不应忽视隐藏其中的乌托邦因素 ， 那是向往和“展望”，朝着一种充满性感爱欲而又超越性别区隔的新人性、新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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