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开列的书目：中国文化的本源与读经的次序
黄侃开列书目时云：“《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荀子》﹑《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文选》﹑《文心雕龙》﹑《说文》﹑《广韵》 。以上诸书，须皆三十岁以前读毕，收获如盗寇之将至；然持之有恒，七八年间亦可卒业 。”黄侃的这份书目，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显得很正统 。但平心而论，就所谓“国学”而言，陈衍所谓“经史之外是何学”，大致是可信的 。撇去一般所谓文史哲的内容不论，就自然科学来说，其史料也以保存在历代“正史”的“律历志”、“天文志”等之中的为多 。“经史”﹑“经学”正是中国文化的本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把它们弄清楚，所谓国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了 。黄侃的书目注重“经史小学”，亦不废子部集部之书，乃是重视根本而立论全面的表现 。
黄侃又论读经次序云：“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 。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通文法（较读近人《马氏文通》高百倍矣） 。《礼》疏以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谷》﹑《公》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 。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时翻阅，注疏之妙，在不放过经文一字 。”除了对《周易正义》的评价可能有所争议之外，立论是颇为稳妥的，而且在诸经疏里首重《毛诗正义》和《礼记正义》的立场，皮锡瑞﹑张舜徽诸人亦大致与之相同 。他们都是“湛深经术”的人，其看法应是可信的，因而也是值得重视的 。
黄侃的书目，可谓是为真正有志于研究“国学”的人指示的门径 。
曾国藩开列的书目：为立志做专家的人提出的任务
曾氏云：“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 。七者兼通，则间气所钟，不数数见也”（原文未见，此据吴汝纶致严复书，详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414页） 。
据吴汝纶云：“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 。”曾国藩在其家书中也云：“《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舆也；《庄子》，诸子之英华也；《说文》，小学之津梁也；《文选》，辞章之渊薮也 。《史》﹑《汉》时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鉴》广之；《文选》骈偶较多，恐真气或渐漓薄，故以韩文振之 。”曾氏所谓“成学”乃“成家之学” 。按：“能通其一，即为成学”的看法，钱钟书有一段话颇可引来作为参证：“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 。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 。‘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 。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管锥编》“全梁文”卷一九） 。钱氏主要从文学或者说“词章”角度来立论，与曾氏的看法也有一些出入，但从他们都执简驭繁而就“一书而得为‘学’”来立论看，却颇有相通之处 。“六经”外是否只有此“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兹暂不论，但此“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却是无疑的 。要之，我们可以说，曾国藩的书目，是为立志于做“国学家”或专家的人提出的任务 。
这三份书目，层次井然，隐然若有步骤，学完钱氏开列的书目，对“国学”可谓之“登堂”；照着曾氏开列的书目做，对“国学”可谓之“入室”；而按部就班地学习完黄氏所开列的书目，则或许可说对“国学”是在“登堂”与“入室”之间了吧 。（王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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