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伯禽时鲁国已由河南鲁山迁来曲阜，那么“炀公徙鲁”又如何理解呢?对此，清人龚景瀚作三篇《鲁都考》，给了我们以正确的解释 。
原来，鲁都本有两城：一为曲阜，一为奄城 。鲁公盖迭居之，二者相距不过三、四里，闾阎相接，后又联而为一 。《书·大叙》所说“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因以封周公”，是说征服了奄地之后，把鲁国迁到了奄地附近的少昊之墟曲阜，并没有直接占领奄人居地 。
奄人虽早被征服，但他们实际并不一定心悦诚服，故后来又有炀公“克渊(奄)”之举 。既克奄人之后，炀公遂将鲁国迁徙到奄人所居之城 。
炀公徙鲁以后，曾“筑茅阙门” 。对“茅”字的注释，历来都认为它与“夷”通用，“筑茅阙门”亦即“筑夷阙门” 。这说明了正是炀公克渊、夷之后迁徙鲁都，并筑夷阙门以纪念其克夷之功的 。
沈子所克之蔑，即《左传》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之蔑，位于今曲阜东南百里左右 。炀公徙鲁后，在曲阜附近尚有蔑部落的反抗，需要沈子出兵 。这正符合了鲁国自西向东逐步发展的规律；同时也说明在炀公以前，鲁国的统治尚未彻底稳固 。
3、鲁国迁徙的原因
鲁国初封，在今河南鲁山一带，周公东征之后，成王又使伯禽在今曲阜为侯 。最初，鲁的辖区包括今河南的鲁山、许昌、豫东北和鲁西南等地 。后来，随着鲁国统治的稳定，其辖区也当随而向东继续拓进 。
那么，鲁国为什么会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呢?这与当时的斗争形势、鲁国的特殊地位以及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有关 。
西周灭殷后，在东方还存在着周朝的敌对势力 。这些敌对势力有两种情况：一是殷朝的残余；一是原来就和殷朝持对抗态度的部族 。这些部族力量强大，致使在殷朝末年殷纣王曾亲自率兵全力去征伐过他们 。殷朝灭亡后，他们也并没马上完全臣服于周，而是长期与周王朝对抗 。
西周要巩固和扩大它的统治，必须不断地对东方用兵，并需要将其重要力量迁到东方去，以就近控制，这是周的既定国策 。由于东方抗周的两种势力之间有矛盾，他们不能一致抵抗周人的东进，所以周人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但是，当时的东方文化高于西方，有一定的经济力量作为其抗周的物质基础 。
另外，氏族制度残余的血缘关系，也使一些部族容易凝聚成体，不易被摧垮 。所以，西周对东方的用兵也只能是逐步进行 。
虽然总的说来需要东征，并把重要势力迁到东方来，但不是所有的周族一律东迁 。西周初年不但很多异姓小国没有东迁，如记、许、陈等(当然后来有的也有迁移) 。就是周族姬姓封国有一些也原地未动 。鲁国之所以东迁，这是由其特殊的地位决定的 。鲁国的统治者为周公后裔，是周朝进行征伐最得力的“嫡系”部队，周王室对它寄予很大期望 。
《诗·鲁颂·閟宫》就记载有成王指令鲁国“大启尔宇，为周室辅” 。史料也证明伯禽是东征中赫赫战功的人物，不断完成了周王室给他的征伐任务 。本来出征不等于迁徙和迁国，可是，依据西周对东方用兵的最后打算，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则看出往往使出征和迁徙一起进行 。
西周灭商，在殷商旧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但仍然较多地保留了氏族制残余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血缘关系没有被打破，不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保存了家族部落组织，所以，人们的氏族观念较强；二是土地没有私有制，一切都是以全氏族所有的形式出现 。
周天子是周族的最高首领，所以，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都归周天子所有 。也正由于此，人们没有土地的牵挂，地域观念淡薄 。只要聚族而居，他们随时可以到新的地方占有土地，组织和建立新的生活 。因而，迁徙也比较容易 。商朝在建国前后曾多次迁徙；周朝在周公东征前后的很多封国也不断迁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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