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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伯禽封鲁
伯禽，周公旦长子，又称禽父，是鲁国的始祖 。受封前，伯禽已是有所作为的人物，他曾任大祝之官 。周公东征前，伯禽就被封于今河南鲁山一带 。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 。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 。……遂平徐戎，定鲁 。”《诗·閟宫》也说：“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 。”这说明在管、蔡叛乱以前，也就是周公东征以前，成王已劝说周公建立鲁国，伯禽在今河南鲁山一带成为鲁国国君了 。
当时，今山东曲阜一带还被奄国占有 。周初实行分封，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开拓疆土，“以藩屏周” 。封伯禽于鲁也是希望他开拓封建，“为周室辅” 。所以，伯禽被封于鲁后，鲁国便代表周王室，担负起镇抚徐、奄、淮夷的使命 。鲁国的势力也由西向东逐步发展 。当东方叛乱，周公东征时，伯禽也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 。
《尚书·费誓》便反映了伯禽先治戎备，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严部伍以及立期会等严整不紊的准备过程 。之后，伯禽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胜利，对平定今曲阜一带的叛乱起了很大作用 。
东征胜利后，周人控制了包括今曲阜在内的一些东方地区 。《史记·周本纪》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 。”虽然或是由于这一地区的统治尚不稳固，鲁国在伯禽时期并没在今曲阜一带定都，但毕竟消灭了奄国，把其君主迁到了薄姑 。
这时，同王朝的统治者又考虑如何统治故奄旧地 。于是，他们决定让鲁国东迁 。据《说苑·至公》记，南宫边子曾对鲁穆公说：
“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龟曰：作邑乎山之阳 。贤者茂昌，不贤则速亡 。”这里的“山”乃指泰山，“山之阳”即泰山之南 。《诗·鲁颂·閟宫》说：“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由此可知周公虽身负辅佐周成王的重任，就封于鲁者乃其子伯禽，但城址的选择还是周公卜定的 。当选定了泰山之南的曲阜后，伯禽才由鲁山迁往曲阜 。
西周时，周人以距离周朝国都的远近把东方称为“大东”、“小东” 。《闷宫》说：“奄有龟蒙，遂荒大东 。”则“大东”即泰山山脉迤南各地 。傅斯年比较周初事迹后认为，“小东当今山东濮阳大名一带，自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 。"是则伯禽“侯于东”的地方为今曲阜一带不误 。
另外，鲁国先君的坟墓并不在今曲阜，而是在今曲阜以西一百多里外的汶上县南旺附近(古称阙邑) 。古人对祖先墓地的安全非常重视，伯禽死后，他的子孙之所以不把他们葬在曲阜，而是葬于西部较远的地方，必然是因为先君去世时，他们对西部的统治似乎更加稳固 。这也反映出鲁国自西向东迁移的痕迹来 。
2、炀公徙鲁
有关炀公的事迹，古籍记载较少 。《史记·鲁周公世家》说他是伯禽之子，考公之弟 。继考公而为鲁君，为君六年而死 。他的事迹也只有两条：一是“筑茅阙门”，一是“炀公徙鲁” 。仅据这些资料，是很难明了其“徙鲁”之事详情的 。但是，西周青铜器《沈子簋》却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据郭沫若考证：沈子，名它，是炀公的儿子，因克蔑有功，受封于沈，为鲁之附庸 。《沈子簋》的铭文即沈子受封之后，在封邑宗庙昭告炀公的告辞 。
在告辞中，首先追述了先王先公克殷之事，接着又追述其父炀公“克渊克夷”之功；最后又叙述沈子自己克蔑受封之事 。这一资料表明，炀公时，曲阜一带的渊、夷等反抗势力还没有真正归服 。在这里，“渊”假为奄，指位于今曲阜之奄国 。在炀公“克渊克夷”、今曲阜周围地区彻底稳定以后，炀公又有“徙鲁”之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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