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问的读书人所争论的问题，特别注重于名义和实际(是否相符) 。如果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已经明确了，那么天下的大道理也就清晰了 。现在君实您用来指教我的，是认为我(推行新法)侵夺了官吏们的职权，制造了事端，争夺了百姓的财利，拒绝接受不同的意见，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 。
我却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议订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决定)，把它交给负有专责的官吏(去执行)，(这)不能算是侵夺官权;实行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用它来兴办(对天下)有利的事业、消除(种种)弊病，(这)不能算是制造事端;为天下治理整顿财政，(这)不能算是(与百姓)争夺财利;
抨击不正确的言论，驳斥巧辩的坏人，(这)不能算是拒绝接受(他人的)规劝 。至于(社会上对我的)那么多怨恨和诽谤，那是我本来早就料到它会这样的 。
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已)不是一天(的事)了 。士大夫们多数把不顾国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见解)，向众人献媚讨好当做好事，(因而)皇上才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那么我不去估量反对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皇上来抵制这股势力，(这样一来)那么那些人又为什么不(对我)大吵大闹呢?盘庚迁都(的时候)，连老百姓都抱怨啊，(并)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对);
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自己的计划;(这是他)考虑到(迁都)合理，然后坚决行动;认为对(就)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缘故啊 。
如果君实您责备我是因为(我)在位任职很久，没能帮助皇上干一番大事业，使这些老百姓得到好处，那么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 。
没有机会(与您)见面，内心实在仰慕到极点 。
《答司马谏议书》赏析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 。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 。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 。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经济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 。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
《答司马谏议书》创作背景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 。”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 。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他还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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