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去过东方或非洲的人都会震惊于此：真正的信徒头上的种种铁箍致命地限制了他的心智 ， 使之在知识面前把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 。（Renan 1896：85）
这样的论断背后的信心 ，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像勒南 ， 以及语文学家与种族理论家阿图尔·高比诺伯爵（Count Arthur Gobineau ， 1816—1882）那样的作家的广泛流行给人们带来的自信 。但在更深的层次上说 ， 这些作家本身也是欧洲对世界大多数其他地方通过经济和军事来维持的不受质疑的支配的产物 。通过这些像勒南的话那样的陈述 ， 东方学知识的“生产” ， 变成了对各种假设和信念的持续的、不受批判的“再生产” 。如此 ， 1908年 ， 极为依赖像勒南那样的作家的克拉默勋爵才能够写道 ， 欧洲人“受过训练的才智像机械一样工作” ， 而东方人的心智 ， 则“像他们如画的街道一样 ， 在对称方面极其欠缺”（Said 1978a：38） 。欧洲的优越的“秩序”、“理性”和“对称”和非·欧洲的低劣的“无序”、“非理性”和“原始主义”是自我肯定的规范 ， 而形形色色的东方学学科就散布于其中 。但给这些学科以其动力和紧迫性的（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 ， 是解释欧洲与其东方祖先之间的明显的历史关联的需要 。“东方”的意思 ， 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中东” ， 包括各种“闪族”语言和社会 ， 以及南亚的社会 ， 因为这些社会与印欧语言的发展和传播最为相关 ， 尽管就像萨义德指出的那样 ， 东方学家也倾向于区分在古印度的“好的”东方跟在今天的亚洲和北非的“坏的”东方（Said 1978a：99） 。
对印欧语系的识别 ， 在世界史上引发了不可估量的后果 。它不仅扰乱了常规的语言史概念 ， 还引起了一个世纪的语文学争论 ， 但随着语言和种族的合流 ， 它很快就生成了各种关于种族的起源与发展的理论 。在不同时代被称为“雅弗族”语言（得名于诺亚的儿子雅弗 ， 区别于源于诺亚的另外两个儿子闪和含的“闪族”语言和“含族”语言）或“印度-日耳曼”语言的印欧语系开始被称为“雅利安语”——因为人们认为 ， 它们起源于亚洲的雅利湖附近 。1819年 ， 通过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 1772—1829）的努力 ， “雅利安”这个术语获得了广泛的权威（Poliakov 1974：193） 。这个术语变成了一个接近欧洲国家之核心的观念——独立的语言意味着独立的种族/民族起源——的象征 。19世纪初 ， 在用雅利安种族的神话来激励德意志青年的时候 ， 施莱格尔的修辞启动了一个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的进程 。因此 ， 这个原本有统一有着广泛文化差异的各族人民——印欧语言社群 ， 多样如印度人、波斯人、条顿人和盎格鲁-萨克逊人那样的人民——之潜能的概念 ， 在满足欧洲人根深蒂固的种族自负的同时 ， 变成了最咄咄逼人的种族极化发展的根源 。
把东方学单纯视为19世纪现代帝国主义发展的产物的做法是很有诱惑力的 ， 因为欧洲对东方的控制 ， 的确要求它为自己在文化和经济上的支配给出一个智识上的理由 。但话语是被——我们可以这样说——“多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也就是说 ， 许多不同的因素都对历史上的这个时候的这个特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 而新兴的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 ， 只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尽管也是显著的一个） 。这些影响的支流也随国家而变 ， 比如说 ， 英国的工业支配及其殖民占有的政治经济；法国革命后的民族命运感；德国条顿人社群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对血统的重视 。所有这些合在一起 ， 共同生产出一种研究东方文化的激情 ， 后者也见证了像民族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和语文学那样的新自然与人文科学学科的诞生 ， 以及像历史学和地理学那样的既有学科的变形或形式化 。东方学包含的智识学科也远远不是铁板一块的 ， 相反 ， 这些学科的多样性 ， 主要的欧洲国家不同的文化史对它们的“多因素决定”意味着 ， 东方学也发展出了不同的智识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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