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安宁疗护医生的自述：谈论死亡并没有秘诀，我们仅仅是不回避 _云知道

提及医生，人们常常将之与救死扶伤联系在一起，在路桂军看来，医疗还有一个职能，是“送死” 。
2021年3月，路桂军在北京为自己办了一场葬礼，引来媒体广泛关注。作为一名疼痛科医生，他在从业中接触了大量临终患者，他们失去治愈的可能，希望寻求人生最后阶段的舒适和安宁。
2019年，路桂军入职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目前为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在治疗慢性疼痛的同时，他组建了由医生、护士、医务社工、临床药师、志愿者组成的安宁疗护多学科团队。
在世界安宁疗护日到来前夕，我们采访了路桂军，以下是他关于这一话题的讲述——

“救我命，治我病”
1998年，我作为一名临床医生进入疼痛科工作。向我们求助的患者中，近1/5是癌性疼痛，他们在完成积极治疗后，还有强烈的肉体与精神痛苦。
我接诊过一名四十多岁的直肠癌患者，他因肛周疼痛而痛不欲生。治疗后我问他，有没有觉得好多了。他告诉我，与身体的疼痛相比，切断过往的痛苦更让人难以忍受。他是一家知名外企的大区经理，疾病让他不得不放弃事业，也无法再承担家庭责任，他带着这些牵挂和不舍在痛苦中离世。
我年轻时还救治过一位老太太，她在铁路上被压断一条腿，术前清醒时，她对我们双手合十，说“救我的命，治我的病” 。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回答：我们努力。后来我从主治医生那里知道，老太太的儿子去世了，儿媳妇改嫁，孙子高考，她靠捡垃圾养活孙子，她不仅想活下去，还想继续养活孙子， “救命”和“治病”对她是两件事，所以她分开来说。
老太太最后没醒过来，我的挫败感很强，发现医疗不是万能的，既不能拯救所有人，也不能帮他们摆脱现实困境。换做现在，我一定会在术前问清楚，为什么她把两句话分开、她的牵挂是什么，告诉她不管医学结果如何，我们的社工都会帮助她的家庭，在她去世之后，我们可以为她的孙子提供哀伤抚慰……即便一个患者在医学上“没救了”，他们依然有痛苦需要缓解，有遗憾需要弥补，这些就是安宁疗护的任务。
安宁疗护是人文气氛非常浓厚的学科。所有肿瘤疾病和老年慢性疾病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治疗，一个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当治愈做不到时，提高生活质量仍然有可能。
【一位安宁疗护医生的自述：谈论死亡并没有秘诀，我们仅仅是不回避】到了疾病终末期，不管是患者、家属还是医生，三方都心知肚明。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传统科室可以进行以治愈为目的的治疗，也很少有传统科室愿意提供以减轻痛苦为目的的照护。很多患者会向我提出疑问，我的痛苦没有解决，医院怎么就不收了？
很多医生都是在从业中被患者不断触动，由此开始了安宁疗护的学习和实践。我在学校里从未学过安宁疗护，随着在临床上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我才发现，患者和家属原来还有那么多没有被关注和满足的需求。

安宁疗护的“六个病房”
安宁疗护没有成熟的体系，也不是医院的常设科室。我们在摸索中尝试过六种模式。
最开始我们没有安宁疗护的床位，为了能够开展照护，我们利用当时的客观条件，把患者收到特需病房。后来，医院调整特需病房的管理办法，特需安宁疗护的模式也不再能够满足患者需求，我们获评北京市首批安宁疗护示范基地后，根据要求，医院要配比相应的安宁疗护床位，于是利用疫情期间建设的临建病房，开设了有8张安宁疗护床位的医保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