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君主和大臣治理国家具体方式的主张上，董仲舒首先提倡要遏制贫富差距过大 ， 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定 ， 指出“大富则骄 ， 大贫则忧 。忧则为盗，骄则为暴 。此众人之情也 。（《度制》）” 。同时反对官员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与民争利“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 ， 士不坐犬（《度制》）” 。先搞好经济建设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对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仁义法》）” 。实行教化能够使天下太平“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他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能法不犯 ， 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身之养重于义》）” 。这里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
在体恤民众进行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政治建设，董仲舒始终强调必须同时运用法制和道德教化两个手段，综合了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提出“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 ， 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 ， 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为人者天》）” 。而且强调教化比刑罚更加重要“阳，天之德；阴 ， 天之刑 。天之近阳而远阴 ， 大德而小刑也（《阳尊阴卑》）” 。同时董仲舒提出“天之治，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 。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天辨在人》） 。在形而上层面论证之后 ， 也认为道德教化在实践层面比刑罚更有效 ， 因为人民“悦于庆赏 ， 严于刑罚 ， 疾于法令（《郊语》）” 。发挥了韩非把赏罚作为君主治国二柄的思想 。事实上秦朝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采取的是单纯的法制，最终由于导致了压迫人民的暴政二世骤然灭亡 。这启示董仲舒那一代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纠正了韩非李斯等人片面重视刑罚的作用 。而且把仁政伦理理念与天志本体论观点进行了结合 。必须合适的形式奖励和处罚的各项职能“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 。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以相干也 。（《四时之副》）” 。
在面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治理问题上 ， 董仲舒首先强调气候的异常是政治治理失去秩序后 ， 上天对人们的警告，并在应对天灾的方法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在治理民众方面“省徭役 ， 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五行变救》）”。在使用人才方面“举贤良 ， 赏有功 ， 封有德（《五行变救》）” 。在君主个人作风方面“省宫室 ， 去雕纹 ， 举孝悌 ， 恤黎元（《五行变救》）” 。在吏治和军事方面“举廉洁，立正直，隐武行文，束甲械（《五行变救》）”等 。在这里以天志为指导阐释了民本思想的具体主张 。认为君主只有努力为百姓谋利，才能受到上天的庇佑 。
这里我们看到了董仲舒虽然提倡在学术组织上罢黜百家，但是综合作用了法家的权术思想、儒家的民本理念、墨家的天志学说，真正做到了以学术的大一统情怀促进政治的大一统情怀 。而他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指导，综合作用历史经验，既突出强调德治的思想，又兼顾吸收法治理念在历史上的实践成果，提出了尊重统治者，关注人民生计的理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天人合一的思想特别突出地启示我们必须在保护自然环境、不断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开发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德法兼顾的理念启示我们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偏废 。重视民本的思想则更与我们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高度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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