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尤可贵者，万国规例，凡两国构兵，一经议封海口，即不准雇用他国之船;今有招商局之船，中外或有不睦，仍可行走，以供载兵运饷之用，此尤为最大便益之事也 。所望者，刻下重庆将开通商口岸，若能预备行走浅滩之船为西人先，则为尤妙 。再能将此种之船行走洞庭、鄱阳、太、焦等湖，其生意之兴隆更不可量 。现闻又购“江宽”、“江汉”两船，均系船身坚固、机器灵活，足为西国有名之船，以为往来汉口之用，将来之贸易更必日多一日 。且闻宁绍诸人谋生于此间者实属不少，彼出此归，习以为常，其往来皆须浮海，昔日均附帆船，自有轮船便益于帆船，均已改附轮船 。因往来者甚众，故招商局之轮船亦如西船，无次不皆满载，是其局之获利较之昔日之帆船不啻三倍 。
然说者犹谓招商局之船日盛一日，惜尚无西国铁甲之船以防海口，无西国上等兵船以练水师，此尤为中国美中不足之事也 。但招商局之船已能如此，且近日欲附之人既多，则异日生意之隆可待，日后其船必能林立于江海之间，定可为之预庆 。观乎此，亦足见李伯相益国益民之一端矣!(《申报》1876年11月25日，第1版)
不过，观乎招商局的创办及其发展，是否可以充分彰显李鸿章“益国益民”之心，后世评价者有不同意见 。但有一点则是明确的：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仿西法以集公司”的企业，该局不仅开中国企业发行股票之先河，而且为此后各家“官督商办公司”，如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等，提供了较多示范 。虽然关于“官督商办”机制，尚有许多批评之声，但李鸿章在助推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建设方面的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