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2021年最新文章: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



哈贝马斯2021年最新文章: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


《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


JürgenHabermas


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ffentlichkeit?
Martin Seeliger | Sebastian Sevignani [Hrsg.]
Leviathan Sonderband 37 | 2021


哈贝马斯2021年最新文章: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








ONE
导言


哈贝马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简称《转型》) 。依托公共领域这一制度性基础,他进一步发展了交往行动理论与商谈民主理论 。可以说,公共领域对于哈贝马斯关于民主制度和欧盟的构想具有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意义 。公共领域虽然承载着规范性理想,但是它的历史演变从来都伴随着危机 。《转型》就试图在政治、经济生产、家庭等一系列复杂的结构变动中刻画公共领域所面临的困难 。而当前西方民主遭遇持续挑战,其公共领域也似乎日益撕裂 。面对这些危机,人们自然会好奇,哈贝马斯自己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些新兴的现象以及它们对于自己的理论的冲击的 。在2019年进行的访谈中采访者曾就此向哈贝马斯提问 。哈贝马斯也承认自己对这些在公共领域中发生的新的改变感到困惑与不确定 。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需要交给新一代的学者来研究了 。
不过哈贝马斯并没有从这场讨论中退场 。德国的学术杂志《利维坦》日前出版了一份题为《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的特刊,其所集结的十余篇论文分别从商业化、全球化和数字化三个角度,讨论了在《转型》出版六十多年后,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公共领域中所发生的新一轮转型 。而在特刊的最后,哈贝马斯也写作了一篇题为《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的文章,来回应特刊中的一些观点,和自己由此的思考 。这篇文章系统展现了哈贝马斯对于新型的公共领域的看法,但是它并非直接对于新型公共领域的研究,而是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反思和对话 。并且就如同标题提示的那样,虽然公共领域是一个牵涉广泛的社会现象,但是哈贝马斯本人是从政治理论的角度,讨论其对于维系民主共同体的意义 。

哈贝马斯2021年最新文章: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




这篇文章一共六个小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在前三小节中哈贝马斯交代为何今天“民主理论”需要采取重构路径,并沿着这一路径呈现商谈民主国家的静态和动态结构,以及公共领域在其中的位置和功能;在后三小节中他具体处理在数字化和新媒体兴起的背景下公共领域发生的新一轮结构转型以及其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 。我们对全文都做了概述 。但是如果读者仅仅处于好奇想看看哈贝马斯是如何看待从推特到Netflix等一系列新现象的话,也可以跳过前半部分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就像哈贝马斯在导言中澄清的那样,虽然公共领域这个概念也可以被泛泛地用在舆论研究领域,但是在社会学领域它明确地意指那个在功能上与市民社会和政治系统区别开来的领域 。


下面我们将对这篇文章逐小节进行一个尽量准确的概述:

哈贝马斯2021年最新文章: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






【哈贝马斯2021年最新文章: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



第一节



哈贝马斯认为,在今日西方民主危机背景下,民主理论既不应采取纯经验性路径,也不应采取纯规范性的“建构”路径 。前一路径仅仅描述民主舆论的形成机制,而不顾其规范性维度 。后一路径以罗尔斯为代表,以“建构”出一套“理想理论”,即澄清正义政治秩序的诸原则为首要任务 。哈贝马斯认为,在18世纪末期的两次宪法革命前,古典民主理论家可以无问题地采取后一路径,因为当时启蒙“理性道德”主张的基本权利或人权尚未在宪法中实定化,理论的使命是教育公众,呼唤现实 。但在今天,人权的理念一方面制度化在宪法之中,另一方面也成为公民广泛共享和认可的基本理念 。因而当前的理论的任务与18世纪时的不同就在于,要做的不是唤起人们对于人权的期望,而是基于这种已然实现的期望来重构出应然的政治秩序 。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的稳定有两大“社会事实”作为其存在前提:第一,民主宪法的规范核心(如理性道德主张的基本权利)需内在于公民的政治意识,哪怕这些基本权利尚未充分实现;第二,公民信赖民主制度,相信人权理念能够通过平等投票、立法、司法、政府行动和决断修正等方面落实 。今天的民主危机即这种信任的动摇 。冲击国会大厦的事件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政治精英在近几十年中没能满足人们受宪法保障的正当期待 。在这一背景下,民主理论的使命是通过“理性重构”既定的民主实践,阐明(explizieren)参与政治生活的市民群众所暗含的(implizit)意识,并进而影响其规范性的自我理解,使实存的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不至于彻底破灭 。因此,他转向对民主制度,尤其是公共领域商谈政治的重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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