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性进步是必须在不断的革命、创新和改革中的，——尤其是社会某一新的历史阶段的初始期 。但要注意，从逻辑上说，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初始期，从业和探索，通常都具有过渡性质 。此时的“过渡性”特质是：不是所有改革都具创新性质，也不是所有创新都具革命意义 。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当革命、创新和改革成为一种时髦，必有不三不四的人狂热参与其中，因如此，假冒伪劣就不可避免 。再加上，国人有信奉“淈泥扬波而随大流”的陈旧陋习，也会致“‘改革’掉革命”的思潮（有些人是不自觉）有泛浮之势 。不过，从人民自身的角度上说，即使某些幼嫩存缺的改革，在“探索”“过渡”意义上，也具有合理性 。这同时是说，不是所有改革都会被实践最终确证和选择 。鲁迅说，人类的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
因此，一个为人民负责的、清醒的改革领导党，应不断地推进革命、改革，不断对改革进行总结和反思 。用一句曾经（三十年前）十分时兴的话说，要“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原则，在实践的全面展开过程中，不断鉴别、反思，施以必要的斗争，以求得真理 。
无疑，这一反思是有痛苦的，但确是必须进行 。反思要经常化，要有勇气和胆略，要有坚决改正错失的决心 。不过，非不得已，就尽量避免颠覆性鉴别 。要有平和的心态，以及科学的认识方法，在不断“探索”中向前“过渡” 。这里请特别注意，从时代使命来讲，“公制共富”社会主义是当代人类指向性目标，一切改革和反思式改正，都应以此为底线，要在改革发生利益缠结时，以此，破除“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政治迷盲 。
（二）
当前的问题是，在两个相反方向上的两种极端性态度 。一是，保守性“护短”，容不得对改革、改革者的批评，面对批评，动辄扣以“反改革开放”的帽子 。譬如，几天前，面对人们和政府要清算“当年少数人对国有资产的倾吞”的意见，立马就有人出来解释说“这是当年国企难以为继而不得已所采取的措施”，有人甚至近于蛮横地拎着“反改革开放”“反一部分人先富”等大把大把的“帽子”，——企图把一切不同意见压下去 。
二是，完全对改革持否定态度，以为社会主义只有一个固定化模式，一经确立，就万古不变 。其实，这些人不懂得，历史发展，总处在赫拉克利特的“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永恒的运动中 。这些人忘记了，毛泽东当年提出的继续革命，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改革，口号是“一斗二批三改革” 。
当代历史清晰标明：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没有一个人有固定的模式化倾向，在大过渡的若干分段质的相对稳定中，前进的改革，有时，要有——改革——改“改革”……的历史递升的 。
有一点令人担心，在辩证的理论思维相当地缺乏的中国知识界，这两个极端化倾向仍是严重问题 。并且，这两种极端化倾向，有时会有“快速颠覆式”的莫名其妙的互相转化，——“两极相通”的非理性版 。
（三）
在中国四十年的改革中，人民是抱有真实、诚实的热情的，并不断成长着 。
人民真诚地摸索，诚实地举着“实践检验真理”的旗帜，每一问题的出现，他们通常也及时地表达出来 。比如，改开之初的奖金挂帅，人民群众批评为“一切朝钱看，怎能向前看”；再比如，一风吹搞农村大包干（局部极不发达地区，在一个时期里搞大包干，当然是可以实行和试验的），农民尖锐批评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另比如，“全民经商”风、“事事承包”潮、“一股就灵”论，直至后来的MBO，人民群众批评其“吃公毁国”……等，均是及时的 。最具典型性的有二：一是当年的通钢，有见地的一些工人联合起来，要求以更高价购买通钢，以保工人不下岗，国企资产不遭损；二是，以王宏斌为代表的聪明的南街人，以外圆内方的方略，一面以个人名义买了企业，实际在南街村内部统一“全村人集体占有资产”的共识（经济分配，在主体上实行类供给制之外，干部只拿250，其他人适当贯彻按劳取酬），——即仍保持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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