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这里是学校不可以做，我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就是消灭这个学校( 二 ) _云知道

来丑小鸭中学之前，允涵有一年多没去学校，心情不好时她就去酒吧喝酒。父母在允涵三岁时离异，她跟着外公外婆生活，12岁那年，她独自去医院查出了抑郁症。去年从丑小鸭离开后，她回到了广东的学校，凭空消失了几个月，同学之间关于她的传言很多，允涵非常强硬地打了回去，“那段时间，我干了好几架。”她不以为然地说。就这样，允涵又来了丑小鸭中学。
这是云南省第一所面向初中阶段“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的民办初中，由宜良县教育局主管。学校招收存在网瘾、厌学、自杀自残倾向、早恋等各类问题的学生，共设三个年级，约七十多个学生。从2011年建校至今，丑小鸭中学一共招收了2000多名“问题孩子”，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云南以外其他省份。

9月17日，丑小鸭中学学生在军训。新京报采访人员李照摄
每年夏天，是丑小鸭中学最热闹的时候，学校会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夏令营，短期的托管培训很受家长欢迎。学校除了有严重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其他“问题孩子”照单全收，“50个名额一放出来就会被一抢而空。”杨柳告诉新京报采访人员。
在校园里，你很难将这群学生与“问题孩子”联系起来，如果忽略偶尔露出的文身和烫染发，他们看起来与普通中学的学生并无二致。
每学期近3万元的学费不算便宜，詹大年说，丑小鸭中学的学生大多来自城市的“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一些孩子曾是当地重点中学学生，掌握至少一门才艺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们有的会编曲，有的钢琴十级，有的画画很棒，还有的会编程……中秋节当天下午，学校给了两三节课准备时间，他们也能像模像样地操办出一场中秋晚会。

9月18日，丑小鸭中学的一堂英语课，学生们三四人组成学习同伴。新京报采访人员李照摄
不一样的学校
在创办丑小鸭中学之前，詹大年在湖南省桃江县当了14年的公办学校校长。
26岁时詹大年就当上了校长，他所在的桃江县杨林中学成了当地“名校” 。每到开学季，各种亲戚熟人都会找来打招呼托关系入学，詹大年恨不得躲起来。当学校不愁生源之后，自然就有了“择优录取”的选择余地。
渐渐地，詹大年意识到这不对劲，“教育怎么能是淘汰人的呢？别人的孩子凭什么拿给你择优？”2000年，詹大年辞职离开了公办学校。当时，恰逢弟弟在云南做生意，邀他一起到昆明办学，詹大年没多想就同意了。
2000年左右，正是农民工进城浪潮的高峰期，城市公办学校资源无法满足学生的入学需求，民办学校在城市中遍地开花。詹大年回忆，那个年代民办学校的办学资格非常容易申请，昆明市中心有很多“窝棚学校”，一间黑漆漆的民房，一块黑泥板，一支粉笔，三个孩子，一条凳子再加上一个初中文凭的老师，就可以办一所学校。
在昆明办学时，一个学生给詹大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父母离异，上课时他把旁边的学生赶走，因为他要睡觉。”后来，这个学生从课堂上消失了两三个月，再回来后，看起来更疲惫了。詹大年了解到，这个男孩是被送去了江西一所会体罚、监禁的“问题孩子”学校。
2009年左右，杨永信“电击治疗网瘾”被曝光，也掀开了各类网瘾戒治、矫正培训“问题孩子”机构的冰山一角。詹大年想办一所不一样的、接收差生的学校。然而在第一年，他的理念就与合伙人发生了分歧，对方坚持不上文化课，加大军事训练强度，詹大年认为这是一种通过消耗体力控制学生的手段，他选择离开自立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