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经过宜良县教育局等部门审批，新的学校在宜良县古城镇一个空置的校舍里办起来了 。时任昆明市政协副主席的汪叶菊，给学校取名“丑小鸭”，詹大年很喜欢这个童趣的名字，他在很多场合说，丑小鸭是白天鹅的品种，“丑小鸭的孩子以后是要飞向蓝天哩 。”
刚开始招生很困难，杨柳记得，他们去小区电梯里贴过传单、在当地电视台打过广告，收效甚微 。第一届学生只有8人，其中有6个都是朋友的孩子，没有收钱，而老师却招了14个，后来都走光了 。
孟彬是2013年进入丑小鸭中学读书的，当时全校还不到30人 。他印象中的校舍是一间间破落的农村平房，操场是坚硬的水泥地，坚硬的铁门紧闭，还有加高的铁丝网，起风时尘土飞扬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詹大年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他理想中的教育实验 。
在丑小鸭中学，每个文化班级只有3位教师，文科老师、理科老师和英语老师，文科老师和理科老师分别要上几门课 。丑小鸭的课堂上，学生三四个一组坐在一起成为“学习同伴”，由老师设计“学习卡”开放式地记录学习过程，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学习成绩不再是评价标准 。学生最喜欢“兴趣课”，这是学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包括吉他、射箭等等，詹大年有时亲自上课 。此外，学校坚持“逢节必过”，活动展示墙上，张贴着各种泼水节、户外烧烤留下的照片 。
詹大年崇尚宽松的“全人教育”理念，与强调服从的军训似乎有天然矛盾，但他还是保留了“军事训练”课程，他发现很多学生刚进来时精神状态很萎靡，“军训跑操能帮他们恢复正常的体质和规律作息 。”只是比起其他同类学校，这里的训练强度稍微弱一些 。
詹大年想营造一种宽松平等的氛围，他招聘老师的要求是“爱笑、会玩” 。校园里，学生直呼老师的名字或是绰号，校长办公室设在楼梯入口，方便每一个学生来找詹大年 。相比教学研讨，“如何与学生打交道”更是每一个新来的老师的必修课 。
丑小鸭中学教室的墙上，贴着学生的“心里话” 。新京报采访人员 李照 摄
“关系”
之所以将一个“问题学生”学校设计得如此“宽松”，詹大年说，这是基于他在这场跨越十年教育实验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问题孩子”的根源都是“关系”问题，而“关系”是在环境中形成的，一个更轻松的环境才能促进“关系”的改善 。
疫情之前，学校每年都会邀请家长来学校和孩子一起做亲子培训 。往往这时候，杨柳会捕捉到一些家庭的微妙瞬间 。
在活动现场，杨柳用手机拍照片和视频，一些家长背过身去，还有家长干脆离开现场去私家车里坐着 。杨柳意识到，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孩子在这样的学校读书终归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 。一位已经毕业几年的学生告诉新京报采访人员，他在丑小鸭的几年，在昆明的母亲一直对外宣称孩子去了外地读书 。
全校唯一的心理老师李桂红告诉新京报采访人员，“问题孩子”产生的因素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个方面，但家庭因素最为突出 。
第二次回到丑小鸭中学是允涵自己做出的选择，她是少有的把学籍也转来的学生，一年后允涵将留在云南参加中考 。
在学校的书吧走廊里，允涵向新京报采访人员说起自己的过去 。允涵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她的外公是国内知名的某民俗技艺传承人，父母的结合不被外公看好，允涵也不被外公重视 。
父母离婚后，允涵的父亲对她几乎从不过问，要上班的母亲把她送到了外公外婆家 。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外婆把保姆赶走了，全家家务的负担就落在了允涵一个人身上 。老人起得早，每天四五点钟，允涵就要起来做饭，后来她干脆就不去上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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