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国庆节那天，全长沙放了个大假 。那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全国都在欢庆，长沙所有的公共交通、公园、博物馆、旅游场所全部免费，上午我跟同学在教室看完阅兵直播，下午就乘中巴从泉塘到市区去玩，那时候泉塘还十分荒凉，学校周围尽是农田，我们从学校出来要走好远的路才能拦到中巴车，车招手即停，一停下来，车里的人都一脸不满瞪着你看，原来因为免费，上车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车里人多得能挤碎你的骨头，开不了几里地，有人晕车，吐了一尼龙袋，难闻的呕吐味夹杂着汽油味布满车内，我们都屏住呼吸，眼睛直愣愣盯着窗外，忍受着漫长的痛苦驶进了长沙市区 。原本同学们打算去新开的世界之窗，但听说人山人海，根本进不去，我们就转道去了烈士公园，公交车上有个同学还被扒手给扒了一百块钱，那时我们食堂两块多能吃一餐饱饭，一百块是我们当年半个月的生活费，同学都急哭了，我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大家都穷，只能一路好言好语安慰他 。大家在烈士公园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半日，打听到湖边晚上会放烟花，傍晚时分我们走到湖边，但来得晚，占不到好位置，大家就蹲坐在草坪上，凑点钱买了些饺子过来分食 。天黑后，果然放起了烟花，烟花倒映在湖水里，天上湖中一片炸开，引得我们这些湖南小城市过来的人，都觉得璀璨好看，我们或坐或卧，看着那烟花直冲云霄，心里头都有些激动，我们互相看了看大家，有人说：“不知道二十年后，我们都好大了，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二十二年转瞬就过去了 。这二十多年来，不仅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变，我自己的思想也在波动起伏中不断变化，慢慢地，我从激烈变成了平缓，从易怒变成了沉思，看事情也不再只看局部，只盯着一件事、一个人，总是喜欢先将整体摊开一起来看 。我发现大多数事情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跟大系统有关，你了解到了大系统的运作方式，就能更深层次地了解一件事出现的前因后果，你会发现许多事情背后的规律，也知道如何抽丝剥茧去分析一件事，每次我把空间与时间线放长一点，就发现自己能思索出一些不同的东西，也总能站在历史的河岸上，看到更多清晰的脉络与痕迹 。二十二年前，当我和同学看着长沙烈士公园的烟花向上升起时，我们对这个国家还充满了忐忑与不解，但现在我渐渐理解了她，理解了这七十二年的变迁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十多年，我们通常会把这段历史切成两节，就是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 。对于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平时能接触到的人，大部分观点是认可的，而对于前三十年的历史，大部分观点是持不理解的态度 。因为在大家的回忆里，前三十年总是与林林总总的运动息息相关，从1951年的三反、1952年的五反、1956年的肃反、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1980年十万右派平反）、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1964年四清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1968年上山下乡、1972年批林整风、1974年批林批孔，一直到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才踩住了刹车 。这中间还发生过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三线建设，以及不堪回首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 。把这些事件累积在一起，看起来这三十年是极不平静且艰苦的，许多人的不满情绪，也集中在这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当中 。但如果将中国的历史拉长，我们会发现每一次中国完成大统一时，都会发生大约三十年左右的一次内部动荡期，为的是统一思想和集中权力，这个规律一直没有打破过 。同时，每一次统一完成时，也会伴随着强大的外部压力，新生国家会遇到巨大的生存危机 。第二点是少有人注意到的，所以我想重点讲一下这个地方 。我个人认为，其实从1949-1979年，中国一直处在战争或临战状态，而我们是在这种状态下推进工业化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给国家内部施加了难以想像的压力，而国家必须想办法承受，在承受的过程中，间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运动 。在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我们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全年粮食产量只有约1.1亿吨，5.4亿人人均只有208公斤粮食，全国只有1000万人是产业工人，其他几乎全是农民，同时全国只有12万名工程师，合格的还只有4万名，因为没有石油、天然气等，我们主要靠砍伐森林找燃料，民国结束时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2.5%（2018年是23%），造成水土流失，引发洪灾和泥石流，生态环境恶劣 。建国那年时，全国90%国民是文盲或半文盲，只有10%不是文盲，5.4亿人每年只有67万小学生入学，不到20%适龄儿童读小学，初中入学率仅为6%，能读到高等教育的人只有11.7万，在农村，95%的人属于文盲，混到高小就是知识分子 。一直到1990年代末，我学校的老师上课跟我们说，他们当年一下到水电站，只要听说你读过大学，所有人就服气，觉得所有搞不懂的问题大学生都能解决，当神一样看他们 。而且他们对知识有敬畏之心，写有字的报纸断然舍不得拿来垫屁股坐地下 。这就是当年知识匮乏留下的后遗症 。按当时的国力，我们的土地无法承受5.4亿人的生存，只有向工业化要生存空间，我们才能活下来 。当时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有能力向外输出工业化，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而这两个大国是敌对的，我们必须从中二选一，因为美国在解放战争中支持国民党，也因为苏联跟我们在地理和意识上更接近，我们最终选择了靠近苏联 。通过英勇的抗美援朝，我们极大的震撼了苏联人，他们想不到竟还有国家能将美国最精锐的部队击退，苏联对中国肃然起敬，1952年苏联打算援建中国50个重大项目，1953年增加91个，1954年再增加15个，最后定为156个 。这些项目包括煤炭25项，电力25项，钢铁7项，炼油2项，化工7项，有色金属11项，机械24项，轻工1项，医药2项，其他还有44项军工项目等 。苏联还向我们提供了31440套设计文件，12140套机器草图和2970套技术文件等，这些资料只向我们收取了复印费 。我国根据国内矿产和交通的分布情况，将这156个项目中的50项放在了东北，其他大多数放在了中西部地区，国防企业为了安全，也尽量放在了中西部 。为什么尽量放在中西部？是因为当时世界各国都觉得可能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放在沿海地区不太安全 。苏联派来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搬来大量图纸和设备建成了这些项目，还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以我们老一辈子知识分子学的都是俄语，到我们八零后时，因为世界格局的变化，开始转学英文 。学什么语言，主要是看你在吸引那个国家的工业产业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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