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为什么是一场改良运动( 二 )


康有为
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理论根源,是经过他改造的《春秋》公羊学,尤以孔子改制之说为重 。孔子改制,本为今文经学“素王”说的政治翻版 。对康有为而言,《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小康之世只能行君主立宪,大同之世才能实行民主制 。而对当时而言,君主立宪制已经是一种极为激进的改革方案 。其激进正来源于康有为的学术理念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认为,上古茫昧无知考,三代只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产物,他说:“无征不信,不信民不从 。故一切制度,托之于三代先王以行之 。若谓圣人行事不可以依托,则是以硁硁之小人律神化之孔子矣 。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
这样一来,康有为否定了孔子之前的文明,使孔子成为中国文明的开创者 。在这一文明开创者的意义上,孔子成为文明的教主 。《孔子改制考》有“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一章,专言其事云:“孔子之为教主,为神明圣王,何在?曰:在六经 。六经皆孔子所作也,汉以前之说莫不然也 。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 。”如果就此而尊六经,以六经为价值基础的中国政教体系,尚可成立,而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两汉以后的经学主流,不是孔子的真经,而是刘歆的“伪经” 。
《新学伪经考》所带来的政治理念,在激进程度上不亚于《孔子改制考》 。就经学而言,汉以来所建构的整个经学体系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唐人所定型的九经正义的体系,除了《公羊》《穀梁》之学外,其他的经典几乎都是新学伪经,而清代经学主流,更是尽从伪经之学 。就政教而言,中国自汉以后二千年皆行新学伪经,那么,作为一个文明体的中国便难以成立 。也就是说,如果古文经学都是伪经,汉以后的历史就变成了错误的价值、伪造的“教”指导下的历史 。正因如此,当年朱一新在《答康长孺第三书》中,便认为“新学伪经”之说疑经,将使人进而疑圣,并云:“吾未闻东汉兴古文以来,世遂有乱而无治也 。”也就是说,如果一种政治改革不建立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而是否定汉以后的历史,那么,这种改革便失去历史根基,也失去历史本身的牵制,可以在理论的基础上大加发挥 。正因如此,即便在变法问题上与康有为同一阵营的陈宝箴,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奏“请厘定学术造就人才折”中,也认为康有为之学导致“民权平等之说炽矣,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 。可以说,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只有“君主立宪”作为基本制度追求,而否定改革所固有的历史根基,因此表现出极其激进的思想面貌 。
陈寅恪所说的“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是像朱一新那样的思想,朱一新当时是汉宋兼采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与陈宝箴思想渊源比较一致的改革派,是晚清重臣张之洞 。戊戌之年,张氏在湖北,时刻注意着北京、湖南的改革动向 。张之洞的改革思想集中在戊戌年进呈的《劝学篇》中,《劝学篇》之核心思想,是张之洞所理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于这一口号,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但在张之洞,也包括陈宝箴这些戊戌改革派这里,“中学为体”,即是以中国固有的人伦为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保中国之人伦、人心不变,而“西学为用”,则是用西方的器物、制度,以富国强兵,而且这种富强正是为了“体”的富强 。他们也赞同君主立宪制,推动开议会,但是,在“民权”问题上,因为民权涉及到以平等观念为基础的社会改造,势必冲击整个礼乐制度,造成父子、夫妇尊卑失序,这是他们最为反对的 。而康有为之学,以其本来就有讲“人为天生”、大同平等的一面,加上宣传的需要,故恰恰在这一问题上毫无节制,最为张之洞、陈宝箴反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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