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保存中国的问题上，当时所共承认者，在保国、保种、保教，张之洞《劝学篇》言三保关系时说：“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 。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 。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 。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 。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 。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 。”张之洞所谓“国”，是指大清帝国 。所谓教，是孔子之教，所谓种，是中华人种 。张之洞将此三者结合在一起，但首要的是“保国”，即保大清帝国 。
在保大清帝国为第一要义的前提下，“保教”之圣教，便是一种传统的政教，而不是宗教 。因为如果帝国覆灭，政教便无以施行，政教无以施行，则中国人之人心便丧失，人心丧失，便不再是真正的“华种” 。因此，像戊戌时期保中国与保大清的争论，在“中体西用”的立场看来，保中国即是保大清，没有大清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国 。正因如此，在年号问题上，张之洞坚决坚持光绪纪年，而且把康梁的孔子纪年法视为离经叛道之举 。在这方面，康有为的理论也完全不同，如果说张之洞、陈宝箴的变法理论基础是汉宋兼采、经史之学，康有为的理论基础则是他所改造过的《春秋》今文家说 。
在康氏看来，孔子是文明的立法者、大地教主，保教是一切改革的前提，甲午之后，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局面，变法的意义主要便在于学习西方富强之术，以行孔教 。康有为的理论中，保教是他所理解的以三世说为基础的孔教，保国的“国”，不是大清帝国，而是以君主立宪制为政体的现代主权国家，康有为的反对者言其“保中国不保大清”，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学有自 。
梁启超
在戊戌年间，虽然有“两条路线”的争论，不同派别的共同参与，使这场百日维新具有了标志性意义 。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戊戌变法的失败，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激进化的过程，导致了革命思潮的进一步兴起 。满汉民族矛盾不断强化，国粹派如章太炎出于排满而主张政治革命，康门弟子如梁启超等人转而支持革命派，邹容等则不但要求政治革命，而且要求更加全面的社会革命，自此之后，清政府所进行的新政已经不能追赶上革命的脚步，可以说，戊戌变法变成了中国渐进改革的最后一次集体努力，而变法的失败也因而成为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的第一推动力 。其后，张之洞等人虽然继续主持晚清新政，但自后观前，戊戌之后，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已经没有康有为、张之洞他们真正的位置了 。
两个甲子已经过去，中国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共和革命，张之洞意义上的“中体”，康有为意义上的“孔教”，都已经被革命冲击得七零八落 。今天重温戊戌变法的意义，在政治上，主要是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在学术上，主要是重新理解甲午之后、五四之前的晚清民初学术，在文明的连续性的基础上，重建对中国文明的理解 。
作为政治事件而言，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一个不断摆脱中国固有文明的过程 。但经历两次大革命之后，要重归中国文明，把这一历史过程纳入中国文明救亡图存、自我发展的历史叙事之中，便必须采取一种反思的视角来看待这一过程 。而五四以来的历史叙事，则完全把甲午之后，五四之前的二十多年看成过渡阶段，把这一时期的思想与人物都看成过渡时期的思想与人物 。
在这种视角的影响下，最大的问题便是导致晚清民初这段历史、思想的复杂性被五四之后的启蒙话语遮蔽了 。五四启蒙话语，指的是理解现代中国的种种观念预设，像科学、民主等等 。新文化运动之后，这套话语和思维，成为了中国学术的主流，也就是说，后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发展，基本上是在五四的脉络中展开，最终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中国现代学术格局 。而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个格局中认识、理解中华文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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