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反映了古人崇拜自然的心理，不过似乎没有政治实践的科学依据 。事实上相对于荀子用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性来解释政治合法性而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更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存在科学程度的倒退，但是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体现 。这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哲学理念从一开始就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像西方把自然看做人类的对手 。
【董仲舒强调以什么治国？】在董仲舒看来上天要求君臣要各自遵守道德规范，如果君王和父亲不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那么大臣和儿子也就不会服从管制“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玉杯》）”，君王和或父亲没有了长者的样子，做大臣和儿子的也就没了该有的规矩 。而为了制定这种规范，首先应该确定各自的君臣名分“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促进社会秩序的完善“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悌（《为者天人》）” 。
董仲舒研究《春秋》主要关注其对伦理秩序重视，同时尤其要重视臣子的道德建设“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 。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 。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危乱（《精华》）” 。君主应该明白和臣子保持距离树立威严的重要性“道同则不能相先 。情同则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玉道》）” 。同时像上天公正地爱护世间万物一样公正地行使权力“天覆无外，地载兼受，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之谓也（《深察名号》）”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帝王之术的影响 。
在这一基础上，君主要重视人才的使用，这一点董仲舒综合继承了荀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具有特点的是他将使用人才与君主自身的修养过程联系起来，提出“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贤者之所事也（《通国申》）” 。所以使用贤人才能治理好国家“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始于除患，正一而万物备（《会盟要》）” 严格管理大臣，考核臣子的工作成绩 。同时明辨是非“撮以为义，进义诛恶，绝之本，而以其施（《重政》）”，才能有效维护统治 。
人才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董仲舒认为善和恶两种道德品质都在人身上辩证的存在“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 。而人性中的善在潜藏的状态中，必须经过教育加以唤醒“性有似目，目卧优而暝，待觉而见 。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不可未见 。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暝者待觉，教然后善（《深察名号》）” 。所以董仲舒对人性看法的经典表述是“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深察名号》）” 。因为人的善性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要靠帝王去教化“为之立王以善之（《深察名号》）” 。这与荀子“化性起伪”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 。在明确善恶观念的基础上又受到道家影响提出要克制欲望加强精神修养“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循天之道》）” 。同时要在日常生活中“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道施》）” 。通过日常礼仪训练人们对伦理道德的感性认知能力 。
在对君主和大臣治理国家具体方式的主张上，董仲舒首先提倡要遏制贫富差距过大，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定，指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 。忧则为盗，骄则为暴 。此众人之情也 。（《度制》）” 。同时反对官员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与民争利“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度制》）” 。先搞好经济建设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对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仁义法》）” 。实行教化能够使天下太平“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他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能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身之养重于义》）” 。这里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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