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恤民众进行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政治建设,董仲舒始终强调必须同时运用法制和道德教化两个手段,综合了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提出“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为人者天》)” 。而且强调教化比刑罚更加重要“阳,天之德;阴,天之刑 。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阳尊阴卑》)” 。同时董仲舒提出“天之治,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 。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天辨在人》) 。在形而上层面论证之后,也认为道德教化在实践层面比刑罚更有效,因为人民“悦于庆赏,严于刑罚,疾于法令(《郊语》)” 。发挥了韩非把赏罚作为君主治国二柄的思想 。事实上秦朝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采取的是单纯的法制,最终由于导致了压迫人民的暴政二世骤然灭亡 。这启示董仲舒那一代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纠正了韩非李斯等人片面重视刑罚的作用 。而且把仁政伦理理念与天志本体论观点进行了结合 。必须合适的形式奖励和处罚的各项职能“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 。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以相干也 。(《四时之副》)” 。
在面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治理问题上,董仲舒首先强调气候的异常是政治治理失去秩序后,上天对人们的警告,并在应对天灾的方法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在治理民众方面“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五行变救》)”。在使用人才方面“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五行变救》)” 。在君主个人作风方面“省宫室,去雕纹,举孝悌,恤黎元(《五行变救》)” 。在吏治和军事方面“举廉洁,立正直,隐武行文,束甲械(《五行变救》)”等 。在这里以天志为指导阐释了民本思想的具体主张 。认为君主只有努力为百姓谋利,才能受到上天的庇佑 。
这里我们看到了董仲舒虽然提倡在学术组织上罢黜百家,但是综合作用了法家的权术思想、儒家的民本理念、墨家的天志学说,真正做到了以学术的大一统情怀促进政治的大一统情怀 。而他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指导,综合作用历史经验,既突出强调德治的思想,又兼顾吸收法治理念在历史上的实践成果,提出了尊重统治者,关注人民生计的理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天人合一的思想特别突出地启示我们必须在保护自然环境、不断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开发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德法兼顾的理念启示我们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偏废 。重视民本的思想则更与我们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高度一致 。
我们要重视这一在历史上发挥过突出作用的思想理念在当代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历史渊源和人民心理环境 。同时批判其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及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愚忠愚孝等错误理念 。以此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必要思想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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