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过去,萨义德的《东方学》仍然诉说着当下( 七 )


从根本上说 , 东方学会有这样的力量和这样无与伦比的生产能力 , 是因为它强调文本性 , 它倾向于从先前写就的文本获得的知识的框架内介入现实 。东方学是密集的多层次写作 , 这些写作号称要直接介入它们的对象 , 但事实上却是在回应先前的写作 , 在先前的写作的基础上建造 。这种文本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 , 
如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人的定居和对他们的土地的占领的话 , 那么 , 这不过是“伊斯兰的回归” , 或者说 , 就像一个著名的当代东方学家解释的那样 , 不过是伊斯兰的一个在7世纪时被奉为神圣的原则 , 即伊斯兰对非伊斯兰的人民的反对而已 。(Said 1978a:107)
东方学的话语:一种权力/知识的表现
我们最好从福柯的角度 , 把东方学看作一种话语:一种权力/知识的表现 。萨义德说 , 在不把东方学当作一种话语来考察的情况下 , 我们不可能理解“后启蒙时期 , 欧洲文化借以在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想象的意义上管理——甚至是生产——东方的那套极为系统的规训”(Said 1978a:3) 。
接着我们先前看到的话语概念往后说 , 殖民话语是一个由关于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 , 关于殖民的列强 , 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 , 人们可以做出的陈述构成的系统 。它是关于那个世界——殖民化的行动就是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的知识和信念的系统 。
尽管它是在殖民者的社会和文化中生成的 , 但它却变成了这样一种话语:被殖民者也会在这种话语内看待自己(就像在非洲人接受帝国对他们的看法 , 认为自己是“直觉的”和“感性的” , 并断定自己与“理性的”和“非感性的”欧洲人不同的时候) 。至少 , 它也在被殖民者的意识中创造了一个深刻的冲突 , 因为它与其他关于世界的知识是冲突的 。
作为一种话语 , 东方学被赋予了学院、制度和政府的权威;这个权威 , 把话语提高到一个重要的、尊贵的层级上;而话语因此而获得的重要性和特权 , 又保障了它与“真理”的等同 。经过一段时间后 , 东方学学科创造的知识与现实生产出一种话语——而“真正为从它(东方学)那里生产出来的文本负责的 , 不是某位既定的作者的原创性 , 而是它的物质的在场或重量”(Said 1978a:94) 。萨义德认为 , 通过这种话语 , 西方的文化制度要为那些“他者”、东方人的(被)创造负责 , 而这些他者和东方与西方的差异 , 又帮助建立了欧洲赖以确立自己的认同的那个二元对立 。支撑这一界分的 , 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那条“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不如说是一个人类生产的事实”的界线(Said 1985:2) 。处在对像“东方”那样的实体的建构核心的 , 是地理的想象 。它要求维持严格的边界 , 以区分东方和西方 。因此 , 通过这个过程 , 它们都获得了使那个区域“东方化”的能力 。
当然 , 东方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 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权力关系 , 在这个关系中 , 前者(即西方)占优势 。这个权力和关于东方的知识的建构密切相关 。它之所以会发生 , 是因为关于“臣属种族”或“东方人”的知识使对他们的管理变得容易和有利可图;“知识带来权力 , 更多的权力要求更多的知识 , 如此反复——信息与控制之间存在一种越来越有利可图的辩证”(Said 1978a:36)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