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工人们呢？就以北洋时代工人里“高收入”的北京铁路工人来说，以民国《交通史路政编》的统计，北洋时代北京铁路工人的平均年工资，约为127块大洋 。而1918年清华教员狄登麦调查：当时北京城的五口之家，每年的最低生活费是100块大洋 。这“年薪”，真不富裕 。而放在北洋时代作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呢？对于上海工人们来说，这“不富裕”恐怕都是奢求：以《上海市政府公报》的统计，上海工人的工资，多在10至25块大洋左右，开支却大得多，租房等开支都各种贵 。比如工人租的“上等住屋”，都是四五家合租一套，四五口人挤一屋，卫生条件“污水垢物……狼藉满地” 。这还是“上等”的 。
如此环境，怎能不疾病丛生？可看一次门诊就要花一块大洋，急诊要十块大洋 。大多数时候生病，工人都是硬扛 。以当时“社会局”的调查：当时上海的公认家庭，三分之二都是入不敷出 。每个工人家庭每年的药费开支，只有不到两块大洋 。一块大洋对于他们来说，有时真能救命 。
而要论更艰难的，莫过于那个时代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们 。
就以河南的佃农们来说，北洋时代的河南，每亩地的地租在三块大洋至十二块大洋之间 。放在“大学工资”里，这钱不算啥 。可对于佃农们来说，这却是笔沉重负担 。而且当时河南流行“死分收”，就是别管收成如何，租金必须要提前交 。苦佃农们辛苦一年，基本就剩不下什么钱 。那就外出打零工？当时各地的农村雇工，工钱最多就是每天一角大洋，比起城市产业工人来，都是差距巨大 。当然，对于北洋时代的各位当权者，那些常在文学作品里“开明”“爱国”的“大帅”们来说 。一块大洋当然不算什么钱 。以曹汝霖《民初外交回忆》记载，当时北洋政府每月开支两千万元，但月收入只有1200万元 。除了拉饥荒，还拼命扩充军费：一九一九年的民国军费，就高达二点一七亿大洋——主要是老百姓买单 。
所以，就是在号称“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北洋时代，“大帅”们的横征暴敛也从没停：江苏的田赋七年增长一倍，附加税增加五倍 。河南的捐税多达五十四种，田赋从1920年起开始“预征”，每年都把后几年的田赋一并征完 。吴佩孚还在河南强制种鸦片，每亩收税八块大洋 。那正处于“春天”的民族工商业呢？单是天津曾经发达的面粉业，就在北洋重税下大半倒闭 。上海烟酒总会还算了笔账：一坛烧酒从上海运到北京，一路要收三倍的附加税 。一担烟丝从福建运到浙江，就要被压榨三十多元捐税 。这“春天”有多繁华？可以想 。
当然，在这“春天”里，民国“名流”们的财也不少发，1920年旱灾，直系军阀曹锟亲手搂走了300万大洋的救灾款 。军阀赵倜祸害河南八年，搂走的钱款就有四千多万大洋 。对于他们来讲，一块大洋虽然不算多少钱，但也绝不会轻易花到老百姓头上——北洋时代以城市污秽著称，要改善城市环境，平均给每个老百姓每年花一块五毛大洋就可以 。可实际上，这么一笔“小钱”，北洋政府都捏着荷包——民国各城市的公共卫生开支，最多只占政府开支的百分之七，均摊到每个市民身上，竟不到一元钱 。民国“无年不疫”的惨状，就来自这节俭 。
【民国初期一块大洋抵现在多少人民币?】以这个意义说，军阀们看不上眼，“大师”们“当小钱”的一块大洋，对于民国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实在是一笔无比重要的钱 。看懂这笔钱的价值，也就看懂了那个落后挨打的时代里，多少值得深思的，繁华与苦难下的民生 。
参考资料：李开周《一块大洋能买什么》、裴毅然《民国初年文化人的收入与地位》、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李文楼《民国时期河南土匪研究》、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赵艳萍《民国时期蝗灾与社会应对》、孙自俭《民国铁路工人群体研究》、严奇岩《民国时期教师生活待遇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陈宇《西原借款问题新探》、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其与疫灾的互动》、谢庐明、蔡宇龙《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1930年代的强迫识字运动》 、陈明远《胡适的经济生活》、舒同《民国时期的房价》、唐博《清末民国北京城市住宅房地产研究》、刘秀红《民国时期的疾病与工人的社会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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