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国时期的“硬通货”，“大洋”在民国不同年月，购买力也有差异 。若论“民国初期”，那值得说说的，就是北洋时代（1912—1927） 。
“北洋时代”的“一块大洋”有多值钱？经典民国剧《大宅门》里，就有生动呈现：作为老北京土豪的男主角白七爷“纵驴行凶”，放任自家毛驴吃了包子铺八笼包子，气的包子铺老板哇哇大哭 。面不改色的白七爷，轻松一句“开眼吧小子，我这牲口就爱吃带馅儿的”，接着甩出一块大洋，果然叫包子铺老板破涕为笑：“那位爷，您这牲口什么时候饿了就上我这儿来 。”
以学者李开周的考证，在1914年的上海，一块大洋可以买44斤大米 。对比现代大米价格的话，换算下来约等于145元人民币 。论其购买力，在那时更是丰富：在1914年的上海，拿一块大洋下馆子，可以吃四五道菜的套餐，全是牛扒、烧鸡、火腿等“硬菜” 。1917年时，北大新入职的青年教授，哪怕每顿都吃“两碟菜一碗汤”的精品餐，每月也花不到九块大洋 。甚至北洋时期的北京，六个人去东来顺涮顿火锅，也就花一块大洋 。所以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大宅门》里，收了白七爷一块大洋的包子铺老板，为什么立刻乐得满脸开花：八笼包子卖出一顿“精品套餐”的钱，搁谁不得乐？
如此购买力，也造就了许多民国名流笔下，与“大洋”有关的幸福生活 。以民国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话说：“那时（北洋时代）北京的生活费用真便宜” 。而北洋时代的各位“大师”“文豪”们，也常妙笔生花，精致刻画当时衣食住行的生活趣味，叫百年后的读者读起来，都是满满民国优雅风情扑面 。再参考一下他们的工资，就更能体会在民国初期用大洋，是怎样的“幸福”：民国的正教授，月薪三百到四百大洋，普通教授月薪一百八至二百八大洋 。报馆的名家主笔们，月薪也在二百大洋左右，1918年初出茅庐的茅盾出版一本畅销书，稿费四百块大洋起 。1917年入职的胡适，拿着到手的每月二百八十块大洋，激动的给家里写信报喜：“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 。”
而日常消费呢？除了吃饭之外，1918年在北京租一座有十七间房且黄金地段的四合院，租金只需二十块大洋 。就算是买房，1925年在北京西直门大街买一套有四十间房，且“带电灯、电话、花房、车马”的豪宅，全款也就五千五百大洋，相当于大学正教授最多十八个月的薪水 。对于北洋时代的精英们来说，就算不赚外快只吃“死工资”，这大洋，也是躺着花都花不完 。
如此“躺着花都花不完”的幸福生活，也变成了多少“民国剧”里的风花雪月，更叫多少票友们热情憧憬：这民国的风情生活，真是这么“工资高物价低”？别忙，瞅瞅其他各阶层的收益 。就比如同为教师，比起高工资的大学老师们来，占北洋教师数量百分之九十的小学教师们，又有多“富裕”？学者裴毅然考证，在北洋时代教育发达的河北省，小学教师“法定最低月薪”是十六块大洋，实际大多四五块大洋 。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等东南省份，小学教师月薪七、八块大洋都是常事，还常被政府拖欠 。这鲜明对比，也就造成了咄咄怪事：一边是“大师”云集，另一边是文盲遍地，中国的文盲率，长期保持在80%的“高水平” 。
教师收入都如此悬殊，那么其他行业呢？一位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就曾在回忆录里写下辛酸的一幕：1917年，16岁的他在河北阜平县一家小店里，当了一年学徒工 。年尾拿到了三块大洋 。当时的他十分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些钱” 。小学徒工辛苦一年，也就能挣出年轻教授们十天的饭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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