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二方面的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也是以调和解决的 。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他声称，出家僧人虽“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所以凡是“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 。”又说：“变俗投簪者（指出家当和尚），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 ， 以俟同悟 。”慧远的说法是以实际上的服从王者 ， 换得免去形式上的“形屈之礼 。”至于以后的僧人，连这一点形式上的方外之法也不能保存 。在中国，王权始终是高于教权的 。在以上两方面问题上，基本上都是以佛教的妥协或迎合传统而告终的 。这也正是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至于对第三方面的问题，调和论者则竭力寻找各种资料，以趋附、证明佛教轮回报应和神不灭等教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均已有之 。又正如同说，孔子的“仁之至也，亦佛经说菩萨之行”；儒家五常即佛教五戒等等 ， 都是竭力将传统文化牵合于佛教理论，从而扩大佛教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 。
儒释道三教合一与佛教本土化的历史进程
自东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只要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般都认为儒释道三者在思想文化上对于治道说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如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等（南宋孝宗赵眘语，见《三教平心论》卷上） 。因此，也就采取三教兼容的政策 。许多帝王还亲自带头宣扬三教经典 。如南朝梁武帝萧衍，除著有大量佛经讲疏外，还著有《中庸讲疏》、《教经义疏》、《老子讲疏》等 。又如唐玄宗李隆基也分别著有《孝经注》、《道德经注》和《金刚经注》等 。
在唐代，皇帝经常召集三教名人一起论辨 。如现今保留在《白居易集》中的一篇《三教论衡》，即是唐文宗太和元年十月皇帝生日那天“对御三教谈论”的简要实录 。白居易以儒臣身份出场，另有安国寺沙门义林和太清宫道士杨弘元 。三人间的问答，虽不免虚应故事，但读来也还饶有趣味，并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唐代调和三教的情况 。
由于佛教影响的迅速扩大，出家僧尼和寺庙的剧增，也给社会带来了种种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 ， 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寺院之间的尖锐矛盾 。因此，在历史上也发生过著名的“三武”灭佛运动（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但这些所谓灭佛运动并未能遏止佛教对中华文化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
佛教发展到唐代，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在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 ， 以及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后，逐渐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论 。同时从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到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天文、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各个文化领域 ， 也几乎随处都可看到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 。因此，要了解东晋南北朝以后，特别是唐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离开佛教是根本不可能的 。
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崇信佛老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于佛老 。且以文学史上著名的所谓唐宋八大家而言 ， 柳宗元、王安石之喜佛，苏洵、苏轼、苏辙以佛老为皈依是人所共知的 。韩愈、欧阳修都以辟佛老著名 ， 曾巩在《梁书序》中痛陈佛教之患失与误国，也是一篇斥佛的名著 。然而，韩愈在《与大颠书》中有“久闻道德，切思见颜”，“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等语 。又谓，大颠“颇总明，识道理” ， “实难外形骸以理自胜”云云 。欧阳修对当时名僧契嵩的《辅教编》甚为激赏 ， 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可见其也未尝不留意于佛理 。曾巩则亦有“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植如此 。至于世儒 ， 习圣人之道，……则未尝有勤行之意 ， ……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之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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