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8日中午，贺建奎现身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 ， 他表示一对基因编辑后的双胞胎已经出生 ， 还有一个基因编辑婴儿还在怀孕中，此外，还有十几个成功编辑的胚胎在他的实验室中 。
贺建奎称招募志愿者的标准是父亲感染艾滋病 ， 而母亲正常 ， 总共招募了8组，其中1组退出，最后只剩7组 。整体的流程是先获取父母亲的外周血 ， 例如HIV阳性的父亲和HIV阴性的母亲，进行Sanger测序，这一步可以从父母的基因组检测到全新的插入缺失标记，目的在于建立个体化的脱靶高危位点库 。接下来通过卵胞浆内单 *** 显微注射技术把CRISPR基因编辑组分Cas9和sgRNA注射到受精卵中 ， 从而在受精卵层面敲除CCR5基因，并在体外培养成囊胚，然后进行胚胎种植前基因诊断，最后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将胚胎移植到母亲体内 ， 直到生下孩子 。
△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分享的PPT
之所以选择敲除CCR5基因，是因为CCR5是HIV-1入侵人类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CCR5缺失后，HIV-1将难以入侵 ， 可以起到抗艾滋病感染的作用 。
对于已出生的这对基因编辑双胞胎，贺建奎称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检测发现结果符合预期，两个等位基因序列得到预期效果的编辑 。全基因组基因测序发现了一个潜在的脱靶风险，但是距离其他基因都很远，该风险已告知婴儿父母，而父母坚持受孕 。
对此说法 ， 基因编辑领域顶尖科学家刘如谦（David Liu）表示质疑 。刘如谦问到：父亲HIV阳性，母亲HIV阴性，可以通过“洗精” （sperm washing）生下健康的孩子 ， 完全没有医疗需求和必要进行CRISPR基因编辑，这些孩子在医疗上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贺建奎的回答是：“对全球众多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来说，这是很有必要的 。我曾经去过一个村子 ， 那里有30%的人都感染了艾滋病 。对这个项目来说，我对我们所做的感到骄傲 。孩子的父亲曾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但现在 ， 他告诉我今后会好好工作，努力挣钱，好好照顾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 。”
刘如谦追问：如果患者可以决定，一个医生或者科学家向公众解释或者引导公众的责任究竟在哪？对于这个问题，贺建奎拒绝回答 。
当初基因编辑的三个婴儿，如今已是蹒跚学步的儿童 ， 他们也是目前唯一已知的基因编辑的孩子 。邱仁宗研究员认为，将来也许还会有基因编辑婴儿出生，但不大可能出现在中国 ， 因为对贺建奎的严厉处罚让其他科学家不会越界 。
不过，还有其他科学家对植入基因编辑的胚胎感兴趣，俄罗斯科学家 Denis Rebrikov 就曾在2019年计划创造更多基因编辑婴儿 。他的计划是对GJB2基因进行编辑，让遗传性耳聋夫妇生下正常的孩子，但至今仍没有人参加这项研究，因此尚未进行实质性的胚胎基因编辑 。
Denis Rebrikov 是俄罗斯更大的产科医院——莫斯科Kulakov国家妇产科和围产科医学研究中心的基因组编辑实验室负责人，也是俄罗斯国立研究医学大学的研究员 。
哥本哈根大学专门研究生殖技术的人类学家 Ayo Wahlberg 认为，中国的三个孩子不会是最后的基因编辑婴儿 。
过渡监视
邱仁宗研究员和雷瑞鹏教授起草这份建议文件时，不仅考虑了这三个已经出生的孩子，这些保护措施同样适用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基因编辑孩子 。
但有研究人员并不赞同这种所谓的“特殊保护” ， 以内没有证据表明基因编辑对这几个孩子产生了伤害，这种“特殊保护”可能带来的是严格的监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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