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细致地把乾隆那些丰功伟业仔细梳理一番,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在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花钱!
不论花在谁身上,只要是花钱,不管花得聪不聪明,是不是地方,有没有效率,总归是一件讨人喜欢的事情 。一方面收到钱的人自然会感激涕零,另一方面这么多银子堆下去也多少会有些政绩,再加上只要不在乎钱,在打击贪污腐败方面也就不必那么认真,大可宽大为怀,让官员们皆大欢喜 。这样一来,执政者的名声自然会越来越好,执政者自己也乐得逍遥自在,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加强财政、控制开支、整顿吏治是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自己没有好处不说,也断了别人的财路,很容易惹来一身骂名,虽说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是更健康了,可又有几个人会为了这个来感谢你呢?你只不过是为下一任执政者的慷慨美名做了嫁衣而已 。愿意这样做的执政者,要么是太“笨”——笨到不会为自己打算的地步,要么就是太“命苦”——命苦到继承到了一个已经被差不多掏空了的家底,以至于没办法继续再掏下去 。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原因,雍正真的这样做了 。终其一生,雍正都是在殚精竭虑地用尽各种方法去改善税收的体制、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开源节流、加强国力 。虽然因此落得个怨声载道,但雍正留给乾隆的遗产却是实实在在的 。比银子的数目更重要的是,雍正给乾隆留下了一个相对清廉、高效的税收和行政体系,为乾隆能够当一个“慷慨宽厚”的明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
然而乾隆留给他儿子嘉庆皇帝的又是些什么遗产呢?单从银子的数字上来看,倒也不算少,大约有7000万两,与雍正中期的数目差不多 。然而,隐藏在这之下的,却是大清帝国的根基已经被乾隆式的“慷慨宽厚”几乎掏空了的严酷事实 。而这一切的成本,最终都要老百姓来承担 。老百姓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 。于是,嘉庆元年正月,爆发了席卷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 。而对于这场起义的原因,即使是嘉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是“胥役多方勒索”、“民怨沸腾”所致 。这场起义持续9年,造成人民生灵涂炭、社会经济被破坏的情况且不说,仅军费就达2亿两以上 。
说到这里,雍正和乾隆的名声为什么如此不同就很清楚了 。虽然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例如雍正时代宫廷政治斗争比较残酷等),但真正影响到千家万户对他们的印象的,还是这两位皇帝不同的统治政策和作风 。应该说,他们两人分别代表的两类领导官员,即使到今天也还颇具典型意义 。
乾隆式的官员,在经济政策上好大喜功,喜欢花钱,搞工程,上项目 。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只要钱花得够多,不管效率如何,总归会有一些政绩、有一些GDP的 。收到钱的人(例如承包工程的),当然会很高兴 。而一般的老百姓,也会因此而增加一些就业机会,在财政状况恶化的不良影响暴露之前,他们可能也会支持这样的官员 。在官员政策上,乾隆式的官员喜欢“宽大为怀”,一团和气,搞好“团结”,让大家都如沐春风,你好我好大家好 。这样的官员常常是既有“政绩”,人缘又好,很可能被当成德才兼备的典型,有着无量的前程 。
而雍正式的官员则恰恰相反,在经济政策上,他们会努力地去开源节流,对于建设项目会认真评估,达不到标准绝不轻易上马,从而会给人们一种吝啬乃至严苛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他们也会将其带到官员政策之中去 。很明显,这样的官员通常不会有多么好的人缘,如果没有伯乐在上,他们的前途也会比较晦暗 。
说到这里,笔者必须澄清一点,那就是笔者并没有要全盘肯定雍正式的官员,也没有要全盘否定乾隆式的官员 。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不花钱是不行的,乾隆花的那些钱,也有花在正道上的(例如普免钱粮、兴修水利等) 。同样,在官员政策上一味搞高压也不见得会有最理想的效果,雍正为自己树了那么多的政敌,搞得人人自危,负面作用也不少 。如果想要经济社会以最优的方式发展,我们需要在雍正式的官员与乾隆式的官员之间有一个平衡,或是两种官员之间的平衡,或是同一批官员身上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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