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并不是离骚的作者，这种说法从何而来 _云知道

1951年3月至5月间，《光明日报》连续刊登了四篇论文：《楚歌及楚辞》《〈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和《〈离骚〉以外的“屈赋”》，怀疑包括《离骚》在内的诸多作品并非屈原所作，而将著作权归诸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及其身边文士。论文的作者朱东润晚年回忆说。此事缘于和叶圣陶的通信，“圣陶问我最近有些什么著作，我说有是有的，是关于《楚辞》的四篇文章，不过论点的争执太多，不宜发表。圣陶说给他看一下也不妨。我这就把文章寄去”(《朱东润自传》第十二章) 。没想到老朋友先斩后奏，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就转交给《光明日报》发表。

书生气十足的两人起初或许并不觉得此举有多不合时宜，更未曾料到居然会激起轩然大波。没过多久，郭沫若就率先发表评论，居高临下地呵斥道：“这样的考证是很成问题的，但是也有它的渊源。它的渊源是什么呢?就是胡适!……这种研究方法是标准的唯心主义，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是无足怪的。”
(《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在当年的特殊形势下，这样的宣判足以令对手胆战心惊。据朱东润说，“从5月到6月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自己上阵，并组织杨树达、沈知方两位先生同时出马，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这一次形势很危急，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觉得最好是闪开一着，让这三位扑一个空”(《朱东润自传》第十二章)，自忖得不到公平辩论的机会，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不过要说杨树达是被“组织”来的，也许未必符合实情。因为位高权重的郭沫若不仅斩钉截铁地断言：“无论从史实上、思想上、文艺上来说，把淮南王刘安认为《离骚》的作者，是没有办法可以成立的。”(《评〈《离骚》底作者〉》)还用很轻慢的口吻说道：“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并世学者已经写过不少的文章了。
然而到了今天朱先生却依然笃信胡说而一概不管，而且还要把胡适的歪风更进一步展开，这却不能不使我们惊叹!”(《评〈《离骚》以外的屈赋〉》)俨然已经觉得稳操胜券，根本用不着再约请帮手。退一步讲，即便要“组织”，也该是《楚辞》研究方面的专家，而非并不以此见称的杨树达。
杨树达于当年日记中也曾述及此事，如5月31日那天说：“草《离骚传与离骚赋》。”并撮述文中要点;到了6月12日又写道：“九日《光明日报》来，《学术》栏已登余《离骚传与离骚赋》。”(《积微翁回忆录》)如果真是受到邀约，恐怕不会不记上一笔——在半年前的日记中他就提过：“阅二十日《光明日报·学术》副刊二十六号，载余《竹书纪年所见殷王名疏证》。此去年七月寄与郭鼎堂者，由郭代投也。”(同前，1951年1月24日)并未讳言其事。而从《离骚传与离骚赋》来看，杨氏意在“讨论刘安做的究竟是《离骚传》，还是《离骚赋》”，尽管以驳正朱东润为主，但也附带批评了郭沫若，称其“似乎欲折衷于传、赋之间，有迁就赋字的意思” 。

并说“我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和郭沫若微有不同”，还提到“郭先生说：太史公作《屈原传》，曾参考《离骚传》。据我看，这篇《屈原传》可能全本《离骚传》，不仅止参考罢了”，屡屡指出郭氏的讹谬，哪有这样帮腔助阵的?
另外可资佐证的是作家出版社在1957年编辑出版《楚辞研究论文集》，“收辑的范围很广，凡可备一说、足资参考的，当时有过一定影响的，概行收入”(《出版说明》)，其中也包括朱东润、郭沫若和沈知方三位在此次论争中的全部论文，唯独缺了杨树达这篇。而此文绝非泛泛之作，杨氏本人也相当满意，不仅说“詹安泰读余《离骚传与离骚赋》，谓郭沫若不及也”(《积微翁回忆录》1951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