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凯（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追溯“恶意”
无论在二战还是大屠杀的历史书写之中，“邪恶”一词都是充斥字里行间却又让人讳莫如深的话语 。人们手捧史书思考评论之时，都习惯于将纳粹分子视为道德败坏、毫无人性之徒，如黑洞般敬而远之不屑深究；然而在端笔挥毫，放声阔论这段历史之际，往往也不免暗自滋生这样一种难以抗拒的念头：如何理解驾驶德国战车走上毁灭性道路的这群人？这些曾受过良好教育，深受文化传统熏陶的人怎能犯下如此滔天罪行？而今人看待昔日纽伦堡的那场惊天审判，与其说是关注于“谁犯下了这些罪行”的法理调查，毋宁说更倾注于“他们为何犯下这些罪行”、“怎能如此丧尽天良”？（第8页）身兼精神病学家的社会历史学者乔尔·迪姆斯代尔，在他的研究生涯中迎来了一位纽伦堡法庭行刑手带来的文件，开始了对于纳粹战犯“恶意”来源的心理追踪之路 。而这一旅途，要从著名心理学家莫莉·哈罗尔对他讲述的纽伦堡战犯罗夏墨迹测试说起 。
《天生恶魔？纽伦堡审判与罗夏测试》，[美]乔尔·迪姆斯代尔著，史先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4月出版
1945年5月中旬，卢森堡市奢华的王宫酒店被改造成了一座戒备森严的营垒，盟军代号“垃圾箱” 。这里即将迎来人类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住客——被俘的纳粹高官 。他们将跻身于此，并由此走向纽伦堡的法庭，迎来正义的审判 。然而这些人前光鲜亮丽的第三帝国显贵，在拘押之中暴露了瘾君子、酗酒者的病态本性 。生怕其健康状况危及日后审判的监狱方急于寻求精通药学、擅长药物依赖和心脏病治疗的医生与相应的专业翻译 。军医道格拉斯·凯利与军中翻译的古斯塔夫·吉尔伯特相继应召而来，为这些问题人物受审保驾护航 。
然而，这两位专家的到来其实另藏深意 。1945年6月11日，纽约一批知名教授致信纽伦堡审判负责人杰克逊大法官，要求“研究”纳粹分子——此时战犯审判远未开始，学术界却已计划解剖这些纳粹领导人的大脑，并明确要求对他们进行罗夏墨迹测试，用十张卡片解读纳粹头目的心理状况 。三天后，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要求在纽伦堡设立精神病专家委员会，指出“这场审判的首要目标是从法律、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阐释事实和解读整个纳粹领导层，从而让后是相信这些事实 。对德国军事、政治和工业领袖的心理状态进行全面科学研究，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77页），并且明确要求团队中必须包括罗夏墨迹测验专家 。作为20世纪40年代唯一的心理学测验方法，此举获杰克逊首肯，以求澄清这些战犯的精神状况，“阻止未来的德国人编造他们是超人的神话” 。（78页）于是才华横溢，善于交际的世界著名罗夏墨迹测验专家——甚至还是美国魔术师副主席——精神病医师凯利，与同样有着心理学背景且更具战俘审讯经验的吉尔伯特，开启了乔尔·迪姆斯代尔笔下的历史追溯之旅 。
审判“恶意”
1935年，第三帝国议会在纽伦堡通过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开始了罪恶的压迫与屠杀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十年之后，这座城市成了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的“起点” 。这样的矛盾似乎贯穿于这场世纪审判的方方面面：同盟国希望以国际审判破除纳粹战时宣传的“伟人”印象，彰显法治和公正重回德国，却又担心生理情况与精神状态会使罪大恶极之徒免于出庭或逃脱惩罚 。通过医学检查和墨迹测验鉴定战犯身心状态之责，落到了两位心理学家身上 。但本应秘密合作的两人，却处在争锋相对的竞争之中 。这场审判给心理学家提供了罕见的机会，得以在法庭、监狱观察战犯 。但凯利和吉尔伯特各有所长，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凯利将自己的职责视为一个有趣的任务，乐于与战犯轻松地打交道，以让自己丰富的医疗、法医病理学经验更加完整 。而吉尔伯特则认定这些纳粹战犯是邪恶化身，并不将自己当成翻译，而是作为审讯者对精神道德问题大加挞伐 。二者的分歧在对四位战犯典型的心理评估中逐渐展现了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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