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审判与罗夏测试 罗夏墨迹测验( 二 )


领导“德国劳工阵线”的罗伯特·莱伊有着口吃和酗酒的顽疾,狱中自杀的结局使其成为了盟国学者研究的典型样本——在所有战犯中,只有莱伊因早早上吊提供了全面细致检查其大脑的机会 。鉴于其在一战经历的大脑严重损伤、长期酗酒与遗书中的悔罪,研究人员认为他的邪恶是由病态的大脑驱动的 。在他自杀之前,凯利就其墨迹测验情况指出“他绝对忍受着大脑额叶受损所引发的病痛折磨……是最有可能自杀的犯人之一” 。吉尔伯特方面,由于莱伊在他到来之后两天就自杀了,因此观察甚少 。
与莱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傲慢的“二把手”戈林,其自始至终将自己视为战犯“领袖”,与审判方大唱反调;且与莱伊因悔恨早早自杀相反,他为了羞辱盟国而在处决前一小时吞了氰化物 。凯利认为戈林的测试表现出他有能力应对审判,且“表露出显著的自我中心性和强大的情感驱动力”(120页);而吉尔伯特对戈林的邪恶面更为警觉:“就像典型的精神病态者,戈林不愿受到约束的行为方式,反映了他摆脱不了婴儿期的自我内驱力”(121页) 。值得一提的是,吉尔伯特对戈林测试时,并不知道凯利早已测试过,但他也就此发现了戈林在观察图片时试图擦除“血迹”的著名小动作,由此认为他在有能力采取行动时却只逃避责任加以掩饰的“懦夫”心态,是个假装“亲切的精神病态者” 。这一判断无疑与手握氰化物,却到最后一刻才使用以体现所谓“尊严”的行为暗合 。
而纳粹早期的高层尤利乌斯·施特莱彻,表现出的是纯粹的“恶”——他吹嘘自己此前就已经在纽伦堡被审判过“十二次或者十三次,我出庭过太多次了,不足为奇”(130页),甚至曾命人在关过自己的牢房挂了一块匾,尊为故居 。不同于之前两位的自夸态度,这位曾以演讲和文章煽动民众仇视犹太人,并且以谎言和臆想诋毁身边每一个人——甚至纳粹——的恶徒坚称自己无辜,表示“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是超人(希特勒)造成的”(133页) 。吉尔伯特根据测试认定“他不是施虐狂,也并非不知廉耻;他只是个性冷漠、麻木不仁、极度偏执 。”(138页)而凯利的侧写将他描述为了一个“精神抑郁”的“偏执狂”(139页) 。这位终生造谣反犹的纳粹恶党,在绞刑后讽刺地以犹太名字进了骨灰瓮 。
如果说莱伊用自杀提前结束了审判,戈林用尖牙利嘴对抗了审判方,施特莱彻用卑鄙无耻恶心到了参与审判的每一个人,那鲁道夫·赫斯可能是唯一真正用自己的精神问题让法庭大挠其头的人 。这个时时刻刻担心自己被下毒,动不动失忆且举动神经质的人似乎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疯子”——毕竟1941年5月10日他驾机飞往英国时,希特勒就宣布以“精神分裂”解除了他的副元首之位 。然而法庭认真考虑他律师提出的因精神状况不出庭理由时,他又忽然起立大喊他是在“假装失忆”,表示“接受审判、为自己辩护、质问证人或回答问题的能力没有受任何影响” 。(156页)可即便法庭接受他的发言继续让他参加审判,诚如在场律师所言:“只有疯子才会在那种情况下愤然起立大声宣告自己一直在装病” 。(158页)凯利根据测试认为赫斯是个装病的心理分裂者:“如果主干道代表精神健全,人行道代表精神错乱,那么赫斯这一生最重要的时光都是走在二者之间的马路牙子上”(164页),而吉尔伯特则认为其在罗夏测试中有所隐瞒,“故意抑制自己大脑中闪现的回忆……严重的情感受限,缺乏感情交流,是典型的精神分裂人格”(167页) 。莫衷一是的法庭最终将他的精神状况作为了减刑依据,让他成了斯潘道监狱中无期徒刑的囚徒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