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审判与罗夏测试 罗夏墨迹测验( 三 )


从表面看,凯利和吉尔伯特对纽伦堡审判中这四位“恶意”载体的判断可谓大同小异 。他们都认为除了赫斯,其他被告人都没有精神错乱,并非精神病患者 。但同样诊断背后的依据却大相径庭:社会心理学出身的吉尔伯特从病理学诊断这些人是自恋的精神病态者,是病态的德国文化导致他们与生俱来的生活扭曲;而精神病理学和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凯利却从社会心理学认定这些被告是普通人,行为为所处环境所塑造,深受官僚体制和谎言影响——他甚至强调称这与德国无关,“这种人哪儿都有” 。不同的视角与判断,将“恶意”的论争延续了下去,成了审判落幕之后悬而未决的话题 。
剖析“恶意”
【纽伦堡审判与罗夏测试 罗夏墨迹测验】纽伦堡审判之后,二人针对纳粹战犯的测试论争并未结束,“最早来到纽伦堡”的凯利与“在纽伦堡待的时间更长”的吉尔伯特不但没能按照原计划共同出书,反而发生了决裂 。在一场又一场的出版大战后,即便是两人都信任的罗夏测试专家莫莉·哈罗尔都已无法再做调停 。二人在1945年心思各异的合作与后来不体面的出版竞赛,使得珍贵的资料雪藏了半个世纪无人问津 。与此同时,社会心理学家对于人性“恶意”的讨论在不断进行: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约翰·达利和比布·拉塔内的“旁观者冷漠”实验与“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都在尝试着对“恶意”的解构 。
乔尔·迪姆斯代尔认为,所有这些研究都认同了凯利的论断——即邪恶容易在“恰当”的社会环境滋生,但也都共享一个前提:认定人大脑最初都是白纸一张,是与他人的交往逐渐塑造了自己的思想 。那么,如果有些人与生俱来内心阴暗呢?比如像吉尔伯特所认定的,纳粹领导人脑中的“恶意”构成了一种原罪般的特殊邪恶?戈林自己就曾向吉尔伯特坦承说,他认为“人类的大脑能够策划并实施大规模毁灭性行为,而其他肉食动物只是在饥饿的时候为了获取食物才猎杀 。”(228页)迪姆斯代尔综合了神经精神病学、神经成像、神经内分泌生理学与法医学对于“恶意”的看法,做出了结论:在纽伦堡审判中进行的罗夏测试,实际上是关于“恶意”的理念碰撞——有人认为恶意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疾病,有人则将其看作行为连续体的一环——戈林被视为典型的、富有魅力的自恋型精神病态者,他冷酷无情,所实施的犯罪行为都是事先精心策划的;施特莱彻暴躁冲动,犹如无法理喻的恶魔;莱伊的大脑损伤改变了他的行为方式,但矛盾的是他却是最具忏悔之心的人;赫斯像一个谜团,但大部分观察者都认同他受妄想性障碍折磨,确不正常 。莱伊自杀,戈林和施特莱彻的诊断没有影响对他们的量刑审判,赫斯虽得减刑但仍受审,纽伦堡审判本身的法理价值并未受到人类社会“恶意”判断论争的多大影响,但精神病和心理学家借测试战犯将“恶意”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意愿无疑付诸东流——迪姆斯代尔在凯利与吉尔伯特尘封已久的故纸堆中,发现了诸多共同的缺陷 。他们针锋相对的论点是从很少的样本中选定推论的,无论是四个典型人物,还是全部22名受审战犯,都是未直接参与屠杀的高层人士,与手下真正面对面进行大屠杀的“杀人工具”心态有天渊之别;在战败后的囚笼、破灭的希望与可期的死刑判决下进行的心理测试,真能够解释这些人大权在握生杀予夺时的心理吗?
事实上,围绕纽伦堡的激辩勾勒出了恶意的轮廓,却并未给出所谓的“答案” 。当然,较之1945年,今天的人们有着更多更新的研究工具、手段与理念;但纽伦堡战犯研究,首先源于二战后国际共识下罕见的天时地利人和——人们普遍认知纳粹之恶,各界都认为对此“恶意”审判追溯之必要,并愿意以一切手段加以尝试 。后来任何对战争罪行的审判难再重现这一幕公正、大同之举 。事实上,2012年司法心理学家在研究了近年来的国际战争罪行审判后,惊讶地发现:“对被判犯有战争罪的人并没有进行过经验心理学研究”,纽伦堡审判的罗夏测试成为了沧海遗珠 。罗夏测试的特别之处在于窥探战犯的潜意识,但测试也同样依赖观察者的判断 。观察者的存在本身干涉着结果的解读,正如凯利与吉尔伯特类似诊断下的分歧依据,以及后世围绕“恶意”的看法纷争——人们主观期待“恶意”是单一的,好针对性地将其封存弃世;而纽伦堡的罗夏测试与之后的研讨争论显示:恶意的基石是一系列不同的行为和疾病,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般,一旦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 。纳粹曾掀起的血腥屠杀与惨烈战争,可能无法简单归咎于病变的大脑或扭曲的人生;对症下药防微杜渐的天真心愿,并不足以应对人性恶意在人类前进道路埋下的绊脚石 。或许诚如迪姆斯代尔文末坦言:“凯利认为每个人内心都有邪恶的一角,吉尔伯特则发现了某些人独有的心理暗面——他们二人都是对的” 。(253页)面对这混乱之恶,爱尔兰哲人埃德蒙·伯克的箴言更显可贵:“邪能胜正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无所作为” 。纽伦堡审判中寄托的“恶意”探索固然未能如愿,二战中正义力量同心协力降服邪恶之举,又何尝不是我们直面黑暗的英勇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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