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鬼故事在中国古小说中渊源久长 ， 而蒲松龄特别注意于此并擅长于此 ， 颇有值得推究之处 。 作为一个有如此才华的文学家 ， 他的内在情感的活跃是无可怀疑的；在他痛苦的生活经历中 ， 渴望得到某种情感上的安慰 ， 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 但正如前面所说 ， 从明末到清初 ， 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重新抬头使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处于低抑的状态 ， 而蒲松龄也受此影响甚深 。 但另一方面 ， 这种思潮既已发生 ， 使自然情性得到满足的要求就不可能被彻底截止 。 只是 ， 当小说以具有现实社会身份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女性为主人公时 ， 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 ， 都会对她们提出现实伦理的约束；而只有在写狐鬼一类女性形象时 ， 由于这些人物是超脱于社会固有结构之外而无法以礼教的准则衡量的 ， 作者内心的欲望便会自然而然地活跃起来 ， 在一种“伦理疏隔”的虚幻场景中 ， 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较为自由的抒发 。 这应是蒲松龄对狐鬼特别感兴趣的原因 。 但即使如此 ， 作者心理上的阴影还是会对小说产生影响 。 那些人与狐鬼之间旷男怨女的短暂结合 ， 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欢快 ， 而总是给人以幽凄的感觉 。
前人或将《聊斋志异》比之于竟陵派的诗歌 ， 就其心理因素来说 ， 这种比拟不无道理 。
如果把“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各作为晚明和清初短篇小说的代表 ， 那么 ， 以生动的白话与雅致的文言、富于市俗气息的人间故事与幽凄的狐鬼故事相比较 ， 确实可以看出文学的生气正处于减退的过程中 。 在体式上 ， 蒲松龄每于长篇故事之末 ， 仿《史记》“太史公曰”论赞体例 ， 附“异史氏曰”的议论 。 从文言小说已有的摆脱史传影响、减少议论的趋向而言 ， 这也没有什么可赞赏的 。 况且 ， 这些议论虽有个别精彩的 ， 但大多无甚趣味 ， 蒲氏的长处不在此 。
但《聊斋志异》毕竟是富于才华之作 ， 也毕竟承续了前代小说中一些重要的积极因素 ， 在中国小说史上仍有着独特的地位 。 它既结合了志怪和传奇两类文言小说的传统 ， 又吸收了白话小说的某些长处 ， 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 在一些优秀篇章中 ， 作者能以丰富的想象力建构离奇的情节 ， 同时又善于在这种离奇的情节中进行细致的、富有生活真实感的描绘 ， 塑造生动活泼、人情味浓厚的艺术形象 ， 使人沉浸于小说所虚构的恍惚迷离的场景与气氛中 。 小说的叙事语言是一种简洁而优雅的文言 ， 而小说中人物的对话虽亦以文言为主 ， 但较为浅显 ， 有时还巧妙地融入白话成分 ， 既不破坏总体的语言风格 ， 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通常文言小说的对话难以摹写人物神情声口的毛病 ， 这是很难得的成就 。 以《翩翩》为例 ， 在落魄浪子罗子浮为翩翩所收留后 ， 有一位“花城娘子”来访：
一日 ， 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 ， 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 ， 贵趾久弗涉 ， 今日西南风紧 ， 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 。 ”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
“方呜之 ， 睡却矣 。 ”于是坐以款饮 。
此后写罗子浮二度偷戏花城 ， 均“衣化为叶” ， 吓得不敢再胡思乱想——
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 ， 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芦娘子 ， 恐跳迹入云霄去 。 ”女亦哂曰：“薄幸儿 ， 便直得寒冻杀！”相与鼓掌 。 花城离席曰：“小婢醒 ， 恐啼肠断矣 。 ”女亦起曰：“贪引他家男儿 ， 不忆得小江城啼绝矣 。 ”
写二女相为戏谑的口吻 ， 十分灵动 ， 对旧时稍有文化修养的读者来说 ， 已经是没有什么障碍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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