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崇祯时代的“郑和航海图”
明崇祯元年（1628年），茅元仪《武备志》中出现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在图的前言里：“......当是时，臣为内览郑和，亦不辱命焉 。其图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 。载以昭来世，志武功也”，后人也称为《郑和航海图》 。
【刘大夏烧了郑和的航海图，阻碍了中国的大航海，算不算千古罪人】图幅自右而左，呈现为书本样式，割为24页，录图20页，共40幅，其中国内18幅，国外22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两幅 。《郑和航海图》将“航海日志”和“航线图”合二为一，往返针路全不相同，表明船队在远航中已灵活采用多种针路以适应和利用季风洋流，体现了高超的航海技术和海洋气象科学水平 。
与西方的对位图不一样，它是一种对景图，以行船者的视觉，利用航线各处的山形、水势、星辰位置判别船舶所在位置，一步步做近岸航行 。全图有地名500个，其中外国地名约300个，能考证出的有350个，还150个考证不出 。《郑和航海图》称得上是世界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在世界地图学史、地理学史、航海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
从《郑和航海图》所列地点来看，此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麻林地”即今肯尼亚马林迪 。该图应该绘制于第六次下西洋之后，它是否就是郑和所用之图、出自何时、何人、是抄本还是改写本，目前均不详 。说烧了的，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图的？
三、刘大夏有无罪，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中国的大航海？
刘大夏（1436年—1516年）与王恕、马文升合称“弘治三君子”，他通晓兵事，成化元年（1465年），授兵部职职方司主事，成化十一年（1475年），刘大夏升为兵部职方司郎中 。正德十一年去世，赠太保，谥“忠宣” 。
从生平和谥号上看，没有迹象表明刘大夏因为一起不见诸正史的“郑和出使水程案卷或匿或焚”事件受到处罚，换句话就是，按照重典《大明律》，刘大夏没构成犯罪，甚或违法了也安然无恙 。
郑和下西洋啥时才真正被重视起来？那是在郑和航海的近五百年之后，梁启超才是开启“郑学”的第一人 。在那之前，真正是谁把郑和及其水程档案、航海图当回事儿了 。在当时很多大明人那里，那些海图或水程档案丢了或烧了，他们也未必觉得可惜 。若不是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分别在江苏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和福建长乐南山刻下了《通番事迹》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若不是近世海患频仍，郑和也同样会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中湮没无闻 。
我们当然要重视史料，但也没必要走极端，将水程档案、海图的重要性乃至郑和航海的意义无限拔高 。海图抑或水程档案，这些都是航海的结果，而不是航海的前提 。没有水程案卷、海图，就不能航海了？有了水程档案、海图，哪怕再多下几次西洋，即使是发现澳洲、美洲、南极洲又会怎样？更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能够因为一卷水程档案或一张海图而自动产生吗？若思想跟不上，主动背转身子，闭眼休息，在近代版本的“龟兔赛跑”中谁会胜出？
居高位必须要有历史责任感，但是人总难以超越自身的局限性 。让刘大夏按照后世的标准，为我们后世的“落后”，承担“千古罪责”，是否有些过分苛求古人了呢？在历史问题上，“罪在哪里”比“罪人是谁”似乎更重要 。因为，找出“罪人”相对容易，实在找不到还可以找到“替罪羊”，而发掘根源，找出“罪在哪里”，则需要直面的勇气、冷静的反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