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在线古诗词网,施侃( 三 )


又如万历五年(1577),夺情议起,张瀚因不听张居正嘱咐,被“嗾台省劾之,以为昏耄,勒令致仕”[19]951 。致仕后,张瀚亦“与同乡诸缙绅修怡老会,会几二十人,一时称盛”[22]643 。天启间,阉党乱政,顺德梁元柱因疏劾魏阉而被削职罢归,招邀朋旧,与陈子壮、黎遂球等人“开诃林净社”[2]卷40 。崇祯初期,思宗有过短暂的力除积弊、重振朝纲之举,但未能扭转朝政的颓败之势,在党派争斗、农民起义、满族入侵等内外因素的合力之下,明朝迅速走向衰亡 。
政局的黑暗与动荡、朝廷的荒诞与无能最终导致社会的失控,人心浮荡,世风奔竞,文人士子纷纷结盟立社,或借以干政,或赖以延誉,或藉以怡情,使得明朝中期以后全国各地社盟林立[注:据笔者考订,明代后期(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共有结社282家,足见晚明社事之盛 。参见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丛考》附录三《明代文人结社分期与分类统计表》,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93页 。
],出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结社史上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即使与近代的辛亥革命时期、现代的五四运动时期和当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相比,社事的数量、种类、规模等也都毫不逊色 。明清易代,使得处于鼎盛时期的文人结社迅速走向衰落 。清初的文人结社多表现出遗民心态,或眷怀故明,如甬上遗民所结的西湖八子社、南湖九子社、西湖七子社、南湖五子社等[23]卷6;或抵抗新朝,如清河杨廷麟“招致四方义勇”立忠诚社[3]2910,甬上全美闲“自以明室世臣,不仕异姓,集亲表巨室子弟为弃纟需社”等[23]卷8;或躲避世乱,如吴江吴与湛“结诗社于江枫庵”[24]卷2,鄞县周惟一社于榆林[25]卷72,兰溪章有成“与同邑赵淳、吴鲲、范开文为诗酒社”[26]239等 。
这些故明遗老所结之社,无不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 。清人杨凤苞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 。”[27]卷1正道出了清初时局对明朝遗民结社的影响 。如果以“治”、“乱”为标准的话,明朝的各个阶段分属于治世、乱世或者二者之间的过渡时期,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治世政局一定给予社局正向影响,也有负向的;乱世政局也不一定都起着负向作用,甚至更多的是起着正向的作用 。
从上面简略的缕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在明代尤为显著 。二、高层官僚的带动皇室贵族和馆阁重臣属于社会的上等阶层,由于政治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的权力、地位、声望等影响力较一般文人更大,他们的行为更容易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们对结社的态度也就更容易为社会公众所接纳与效仿 。明代前期的几位皇帝都比较爱好文事,对于明代文化的繁荣、文学的兴盛包括结社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
太祖虽出身农民,却“喜为歌诗”[21]1,“长篇短歌,操笔辄韵”[28]卷148,经常“与文学之臣燕饮庚和”,洪武十年(1377)就曾特制十题,“命典籍吴宗伯赋之”,又“命扈从儒臣和之”,再“命群臣赋七言律十二韵”[29]卷13,可谓“韵事特多,更仆难数”[9]1 。成祖“戎马之余”,亦能“铺张文治”[21]2,视学后赐诗给太子和亲王,学士胡广进《视学诗》,“一时词林诸儒臣咸和之”[10]卷11 。
仁宗“好文重士,乐善有诚,时节宴群臣,间赐诗奖谕”[30]卷9 。宣宗“万机之暇,游戏翰墨”,常常“君臣同游,庚歌继作”[21]3 。宣德六年(1431),宣宗赐诗尚书胡?,杨士奇、杨荣奉和以献,又召大学士黄淮宴饮万岁山,黄淮献诗以谢 。英宗“崇尚文治”,“频颁宸藻”[9]4 。宪宗“时御翰墨,作为诗赋”[31]卷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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