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东方学报》1993年第65册 。] 。复次，激烈的党争促使文人结社的组织性增强 。为了加强社中成员的联系，更好地开展文事、政事活动，就存在着如何管理社事的问题，尤其在规模扩大以后，这个问题就更为凸显 。于是许多结社都通过制定社约来规范管理，如祝时泰的西湖八社、张瀚的武林怡老会、顾宪成的东林社、闻启祥的读书社、张采的应社等都有自己的规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复社 。
在崇祯二年（1629）的成立大会上，张溥首先提出了结社的纲领：“兴复古学”，“务为有用”［54］210 。为了贯彻这一纲领，复社制订了社规，对入社人员提出具体要求：“毋从匪彝，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已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并且规定“犯者小用谏，大则摈”［54］210 。所谓“摈”，就是逐出社团，类似于今天的除名条款，规定是极为严格的 。
复社组织的严密性不仅仅体现在制定社约这一个方面 。为了强化管理，复社以府为单位，每府选出社长一人，负责本府社友的联络：“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54］210211，这样就把各地的文社有机地置于自己麾下进行统一管理 。在选文的分管上也是依地划分，将全国分为若干区域，分别由不同人员主持，如“介生、维斗、子常、麟士、勒卣主吴”，“彦林、来之主越”，“眉生、昆铜、伯宗、次尾、道吉主江以上”，“大士、文止、士业、大力主豫章”，“曦侯主楚”，“昌基、道掌、仲谋主闽”，“澄风主齐鲁之间”［55］卷4等等 。
同时，将社员孙淳安排负责发展社员、联络社友、传递邮件等日常事务，成为专职的管理人员 。这些都说明复社有着非常先进的管理方式，组织的严密性为此前任何社团不能比拟，也正因为如此，复社才会发展得极为迅速、极为壮大，才能开展各种干预朝政的活动 。最后，激烈的党争还促使文人结社的性质有所转变 。明代中期以前，文人结社多以宴饮赋诗、呈才怡情为主，一般较少涉及时事政务 。
即使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闽人祝时泰游杭州，与高应冕、方九叙结西湖八社，还是规定“会间清谈，除山水道艺外，如有语及尘俗事者，浮一大白”［56］643 。清雅所至，视时事政务为“尘俗事” 。万历十三年（1585），张瀚在杭州组织怡老会仍然还是“闲谈山川景物之胜，农圃树艺之宜，食饮起居之节，中理快心之事”，而“若官府政治、市井鄙琐，自不溷及”［22］644 。
其时，张瀚因张居正夺情事而被勒令致仕，结社背景的政治色彩已经非常浓厚，但由于当时党争之局尚未形成，党局对社局还没有多少渗透 。随着党争的形成和愈演愈烈，文人结社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文学色彩渐褪，政治色彩渐浓，社事活动不仅不再避谈俗事，而且以直接干预时政为务 。张溥诸人即因对时局的不满：“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息，慨然结纳，计立坛坫”，故而“倡燕台十子之盟”［42］458 。
几社起初只是“读书讲义”，“偷闲息影于东海一隅”［42］459，后来也为时局所迫，“言皆机务”，而“绝不论文”了［57］卷中 。复社自崇祯元年（1628）初创，历十七年而亡，与崇祯一朝相始终，可以说崇祯年间的许多政治事件都与复社有关，举桃叶渡大会、贴《留都防乱公揭》、创国门广业社、倒温体仁下台、拥周延儒入阁等，都是复社成员借结社以参与党争、干预朝政的具体表现[注：复社与崇祯年间政治形势的关系错综复杂，可参阅吴伟业《复社纪事》不分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陆世仪《复社纪略》四卷，清抄本；（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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