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非惟政事之勤,实启人文之化”[9]4 。武宗经常命大学士费弘、杨一清更定其诗,“或御制诗成,令二辅臣属和以进,一时传为盛事”[32]38 。万历以后,皇帝于文词一道只是偶尔为之,不再如以前光景 。但是,当时文人结社之风已然盛行,许多宗室子弟都开始自行立社,或课诗或研艺 。恭裕王孙三人翊钅氏、翊、翊?皆工诗,兄弟尝共处一楼结花萼社,谈艺不倦[7]3632 。
宁惠王第四子朱多火黑等王室后裔十人在南昌城外结龙光诗社,社诗辑为《龙光社草》[9]19 。辅国将军朱?圻与??、??、??四人结社,日课以诗[21]779780 。更多的宗室子弟则是与各地文人交游,参与到文人结社的活动中去,如宁献王六世孙朱多?就曾变姓名为来相如,与李维桢一同加入汪道昆的白榆社[33]卷71 。
象征着最高统治权力的皇帝及其宗室成员们的行为,率先影响到与他们接触最紧密的馆阁重臣们 。早在永乐年间,文人结社还处于沉寂时,大学士胡广就邀请同院之士“酒酣分韵,赋诗成卷”[10]卷20,开朝廷大臣节会唱和之始 。宣德年间,由于英宗励精图治,君臣戮力,缔造了一个“治平之世”[注:《剑桥中国明代史》对英宗及其时代作出这样的评价:“宣德的统治是明史中一个了不起的时期,那时没有压倒一切外来的或内部的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 。
政府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宦官日益参与了决策过程 。及时的制度改革提高了国家行使职能的能力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两者是贤明政治的基本要求 。后世把宣德之治作为明代的黄金时代来怀念,这是不足为奇的 。”牟复礼、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译本,第298页 。] 。在这样的太平盛世中,大臣们多优游唱和,如宣德三年(1428),学士杨溥掌院事,率众僚友宴于聚奎堂,“众皆赋诗”[10]卷20;正统五年(1440),杨士奇仿唐宋洛中耆英之会,与馆阁同志七人倡真率会,“文雅风流,道义相发”[34]232;弘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与吏部侍郎杨守?、户部侍郎郑纪、礼部侍郎董越诸人,“皆发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34]481;正德二年(1507),吏部尚书王华与礼部尚书刘忠、户部尚书杨廷和、吏部侍郎黄?、礼部侍郎马廷用、太常少卿罗王巳等人续举瀛洲雅会,“皆倡和成卷,以梓行于时”[34]481 。
这种事例几乎历朝历代都有一些,黄佐《翰林记》就记载着很多,并且说:“本院诸寮有文渊阁赏雪诗,盖词林纪事,多有题咏 。”[10]卷20这些馆阁重臣的宴饮游赏、雅集唱和,虽然没有明确标名是结社,但它容易为下层文人所效仿,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文人结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人结社兴起以后,馆阁重臣不再仅仅是宴游赋诗,也经常参与到社事中来,或主动参加,或被邀主盟,或自立会社 。
成化后期,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鏊结文字之会,“花时月夕”,“燕集赋诗”[35]卷10 。正德间,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结西社,“与诸友生觞咏玉堂之上”[36]驻四 。嘉靖间,户部尚书刘储秀与僚属倡和为诗社,“都下称西翰林”[6]1986,刑部尚书王世贞结六子社,“彬彬称同调”[37] 。这些馆阁重臣对文人结社的影响,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结了几个社、参与了几个社,而是他们致仕或离职后,将这种结社风气散播到全国各地,并由于他们的影响力,很容易在当地组织起规模不等的社事 。
长洲祝颢,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年六十致仕,“归田之后,一时耆俊胜集”,“高风雅韵,辉映乡邦,历二十年”[21]207 。吴江莫震官至延平府同知,成化十九年(1483)归乡,择亲友中贤而有礼者,结为叙情之会,“每月会于一家”[38]卷16 。鄞县杨守随官至工部尚书,正德二年(1507)解组之后,“与乡之耆旧以诗酒相娱”[39]卷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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