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一种主要的选拔官僚人才的制度,延续了1300余年久,直到20世纪初期才退出历史舞台 。自这项制度创立以来,对于其功过是非一直聚讼纷纭 。贬斥者指责它摧残了人才,败坏了学术;褒扬者却称赞它不拘门第,均等竞争,公开考试,优胜劣汰,不愧为选材之良法,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更有甚者,有人称誉它是“民权发展史上进步的一种表征”,“是帮助推行民主政治的一只良好宝筏” 。
可以说,从技术层面来看,中国选官制度发展到科举制,尤其是到明清的八股取士,已经相当公开、客观、平等,达到很高的理性化水平 。因此,16世纪以后,这一制度被陆续介绍到英、法等西方国家,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从而为西方近代文官制度奠定了基础 。有些学者认为官宦富裕之家的子弟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在科举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对科举制度的平等性和公正性提出严厉批评,这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毕竟太过偏激 。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无法做到绝对的平等 。⑧比如,在现今的高考中,教育落后的偏远地区的升学率要远比教育发达的大城市为低,而文化程度较高、经济条件较优越的家庭的子弟升入大学的机率也比文化程度较低、经济条件较拮据的家庭的子弟为高,但我们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高考是一种极端不平等、不公正的制度吗?不能用今天的标准甚或今天尚难达到的标准要求前人,这应是历史评论的一条重要准则 。
从技术层面看,中国古代科举制是客观、公平的,但它却并未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起到促进作用 。科举制全面推行的时期,也正是专制集权空前加强的时期 。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科举制是为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统治服务的,其技术越合理越能发挥维护专制政体的功能,技术方面的改进丝毫不能改变政治制度的性质 。正如一位学者所评论的,“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科举制度虽然造成了很高的社会垂直流动,但并没有改变社会的等级性特征,官僚构成凌驾于普通百姓之上的特权阶层,不受百姓的任何制约和监督 。这与近代的民主政治是大异其趣的 。在近代民主制度下,从理论上说,管理者的权力来自于被管理者的授权,他们由人民选出,要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一旦工作发生重大失误或被证明不称其职,人民可通过合法程序予以弹劫或罢黝 。而科举制度是一种上对下的选拔制度,由皇帝掌握着最后的决定权,士人一旦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不论其原来的身份如何,便不再是百姓中的一员,而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分子 。官员们的权力来自皇帝的
授予,他们只接受上级的领导和监督以及风宪官的监察,只对上级以至皇帝负责 。按照伦理政治的原则,皇帝是全体臣民之父,地方官员则是辖区人民之父母,官员有爱护养育百姓的责任,也有教训责打百姓的权力,而百姓则必须绝对服从官员 。尽管朝廷不断表达期望官员安民、惠民、爱民的愿望,却绝不会真正去倾听小民自己对“父母官”的看法 。因此,官僚阶层作为一个不受民众约束的特权实体,在考虑间题时可以完全排除民众这个因素,只注意官场中的各种因素和相互联系,而每个官员的权力又都足以用来捞取经济与非经济利益,普遍存在的违法乱纪行为到一定时间必然会成为强力粘合剂把大大小小的官员凝聚联接在一起,形成一种“结构性腐败”现象 。这种政治病疾,仅靠改进和完善选官取士的技术,是无法救治的 。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方面来看,科举制的推行,还严重侄桔了士人的思想意识,使他们丧失了反对腐朽政治的勇气和毅力 。正如明末著名文人吴应箕所说:“士不纳之于学宫,教之以礼义,绳之以艺文,困之以科场,其秀黯材敏者,将何以约束其心而驯服其气?’,L在科举制推行以前,士人中尽管有一部分进入了官僚阶层,但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士人读书的目的是修身养性、授业传道,并未把全部目标集中在做官这一途径上,也就是说,当时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游离于政权之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有时会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和正义,为民请命,向腐朽政治进行抗争 。我们看到,唐朝以前,士群体与皇权不断发生磨擦,在农民起义爆发时,很多士人对农民起义持同情态度,不少士人还加入农民起义队伍,从事推翻极端腐败的旧皇朝、建立比较开明的新皇朝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发展 。到科举制全面推行以后,在“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中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迷梦的激励下,士人们把全部心思都用在求取功名上,从而完全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 。即使家庭贫贱的读书人,也抱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全然不把民生疾苦放在心上,在思想意识上与其所由出的阶层的人民发生严重疏离 。据史书记载,唐朝初期,科举开设不久,唐太宗李世民在端门看到新科进士们鱼贯而行,不由地大笑说:“天下英雄入吾毅中矣!”当时曾有人赋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 。由此足见科举制对士人的笼络和羁绊 。由于所有士人都成为官僚集团的后备队伍,他们便逐渐失去对政府的监督能力,而缺乏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意识的士人团体的舆论监督,政府更容易走向腐败和衰落 。仅仅根据科举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技术合理性,就断言它是“帮助推行民主政治的一只良好宝筏”,是毫无历史根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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