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 。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 。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 。
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 。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 。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 。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 。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 。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 。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 。
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 。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 。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 。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 。
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 。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 。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 。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 。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 。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 。
唐宋八大家都是进士出身；但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 。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 。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 。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 。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 。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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