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散文，追忆·花园--武满彻的音乐散文两篇 _云知道

编译 / 武满彻、何宇轩

追忆凯奇约翰·凯奇去世了（1992年8月12日）。毫无预兆，令人震惊。
对我来说，1992年是非常糟糕的一年。因为不久前，我刚刚听闻梅西安去世的消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同时“失去”两位我所挚爱的作曲家，着实是个不小的打击。对于凯奇的诸多“追慕者”（admirer）来说，这本是庆祝其80大寿的一年。庆祝音乐会已经在很多国家和城市开始了。谁知，命运弄人——如今，我们只得将庆祝化转为怀念了。
死亡是无法避免的。从这巨大的悲伤中，我并没有感到空虚，反而“看见”了更清澈的蓝天。因为，从凯奇和他的作品之上，我体会到了不朽的气质——死亡带给他的，是永恒。

从凯奇那里，我学会了生活。或者说，我更懂得了生活和艺术的关系。我以前总以为，音乐是精粹化的生活。但在他那里，音乐和生活，根本就是一回事。而这样简单而明朗的事实早已被人们遗忘。在高度职业化的现代社会，生活与艺术被明确地分开了。人们被迫学习骨架般的创作技巧，手段一个比一个高明。音乐已脱离生活，成为仅停留在乐谱上的冰冷符号。
约翰·凯奇的“横空出世”曾一度震惊整个西方音乐界，他的观念打破了古典音乐根基深厚的传统架构。其实，他只是提醒人们一个基本的常识：寂静（silence）是一切声音的母亲。通过凯奇，声音得到了解放，他开启了一次摒弃艺术“等级”（hierarchy）的革命。他的艺术观念经常被拿来与“达达主义”进行比对：的确，他的作品确实与达达艺术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还是有着些许的不同。例如，人们常说他对于传统结构的分解（dismantling）来自于“达达”，但达达艺术的根本是一种否定论——否定从前，否定传统。而凯奇的“解构”则在于肯定从前，是立足于传统的一种发展。所以我认为，凯奇作品对于未来艺术可能性的影响是比达达艺术家要大的。

世界大战之后，通过两位知识分子滝口修造（Shuzo Takiguchi）和秋山邦晴（Kuniharu Akiyama）的推荐，我第一次听说了约翰·凯奇的名字。不过，就此之后，直到1961年，我才首次听到凯奇的作品，那是在大阪的一场约翰·凯奇的作品音乐会上。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是作曲大师一柳慧（Toshi Ichiyanagi）先生，当时，他刚刚结束了长期的美国生活，衣锦还乡。乐评人吉田秀和（Hidekazu Yoshida）在音乐会后这样写道：“从此，我们将长久地被约翰·凯奇这个名字震惊！”是的，我至今能回忆起第一次听凯奇音乐的那种全身的震颤。
在那个年代，十二音列和序列主义是先锋音乐的主流，人们将维也纳第二乐派尊为“祖师” 。客观地说，这些音乐的创作技术与才能充满了智慧，但它们也同时磨灭了情绪和感性在音乐艺术中的力量。

首演于1952年的《4分33秒》，毋庸置疑，早已成为一个传奇。然而，通过这部杰作，固执的人们并没有完全看懂凯奇在音乐上的才华，相反，更愿意把他当作是一位行为艺术上的哲学家。但很快，从他后来不断“推出”的创作，人们逐渐意识到，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个性，而是独一无二。
约翰·凯奇与日本艺术爱好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而密切的关系。尽管我们不能再见到他了，却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他那绅士般的、无法描述的神秘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