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那厮：新理论该怎么为概念下定义？】
一个好的工作定义的终极标准是在其基础上建立的理论所能达到的高度 。
撰文 | 王培（美国天普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
人工智能的定义是一个已经被说到倒胃口但又常常不得不重拾的话题 。 在1950年， 图灵的文章《计算机与智能》建议通过行为来界定“思维”和“智能”， 就此拉开了人工智能的序幕 。 后面几十年各路人物轮番登台， 但至今就这场大戏的主题尚欠共识 。 时至去年， 一个德国研究中心还收集了几百个对“智能”的定义 。 由于谁也说服不了谁， 大部分人已经觉得这种讨论纯属浪费时间 。 但在另一方面， 这个领域中几乎所有重大分歧最后都会归结到对“人工智能”的不同理解， 所以这个问题又无法被忽视 。 如果说这以前还基本是个理论问题， 现在可是要成为社会问题了 。 比如说， 现在各国政府都在筹划对人工智能的应对方案， 但如果连对象是什么都说不清， 政策就很难搞对路了 。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先把定义搞清楚呢？这就要从“定义”是怎么回事说起了 。 这事还真不像乍看上去这么容易 。 不服气的读者可以看下去， 如果后面的问题您都有高招， 再嘲笑我们低能不迟 。
靠“实力”反抗定义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知道一个词的“定义”确定了它的意义， 因此为其使用提供了标准 。 这些定义都在字典和词典里列出来了， 大家背下来就是了， 照着用就是了 。 但字典定义又是哪里来的呢？据说是按照字词的当前使用习惯整理的 。 这岂不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又来了 。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 词语的主要功能是在通讯交流中表达概念， 所以词语的意义还是来自概念的意义 。 我在《“意思”是什么意思？》里面介绍过几种意义理论， 这里就不重复了 。 简单说来， 由于概念的意义依赖于经验， 同一个词语（及它所表达的概念）在不同的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意义就是必然和正常的了 。 我们的思想和语言都是在不断发展的， 而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意义的变化 。 现在还时不时有人用某个词的“古义”来贬损其“今义”， 这就是对语言的本性缺乏了解了 。 即使是同一个人使用同一个词， 在不同时刻也会有意义变化， 就更不必说不同的人了 。
但这个问题自然还有另一方面 。 既然语言的首要功能是通讯， 那么参与的各方要对所用的词语意义有大致的共识或约定， 否则就成了鸡对鸭讲了 。 下定义、编字典都是建立这种约定的努力 。 在交流过程中， 人们也会根据交流对象选择词汇， 并澄清它们的意义， 以达到预想的交流效果 。 总的说来， 定义当然是个好东西， 但这不是说没有公认定义的词语就没有意义， 或者说背离字典定义的用法都是不合理性的 。
词义的变化总是从某个人开始的， 而如果一个“新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接受， 它就会逐渐流传开来， 以至于最终代替“原意” 。 在交流过程中， 这类“发明”有导致误解或不解的风险， 因此大多数不会广泛流传以至于成为普遍标准的一部分， 而是成为一个小圈子的内部约定， 尽管这种约定的实际力量往往比字典定义还要强大 。 鲁迅在《阿Q正传》就提到了这种现象：“加以进了几回城， 阿Ｑ自然更自负， 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 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 未庄人叫“长凳”， 他也叫“长凳”， 城里人却叫“条凳”， 他想：这是错的， 可笑！” 。 不难想象， 某些城里人也会在同一个问题上嘲笑未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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