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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好鳆
这些古代文士纷纷要替当时世人口中的“鲍鱼”“正名”，自然是因为“鳆鱼”乃是一种海中珍味。“读为鲍，非乱臭者也”，远非腥臭的腌鱼可比了。
从史籍记载来看，最晚到汉朝，鳆鱼已经在上层人物的餐桌上风行。这就是北宋的大诗人兼大美食家苏东坡在《鳆鱼行》里所提到的“两雄一律盗汉家，嗜好亦若肩相差” 。诗中的“两雄”，便是篡了西汉的王莽，与儿子辈篡了东汉的曹操。两人都有一个爱好，喜欢吃鳆鱼。王莽当上“新朝”皇帝没多久，天下义兵四起，“绿林”、“赤眉”两股势力日益强大。王莽的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不过，就算在饭也吃不下的忧虑心情下，王莽还是没有忘记喝酒吃鳆鱼。班固在《汉书》里写下“莽忧懑不能食，亶饮酒，啗鳆鱼”这句话的本意当然是嘲讽乱臣贼子王莽的窘态，却也在无意之中揭示了鳆鱼的美味。至于“奸雄”曹操，他也是一位热衷鳆鱼的吃货。以至于他去世后，儿子曹植祭奠乃父时，总要把鳆鱼当作贡品——因为“先主（指曹操）喜食鳆鱼，前已表徐州臧霸送鳆鱼二百” 。

王莽政权被起义推翻
魏国的京城在洛阳（今属河南）。曹植之所以舍近求远，要求徐州臧霸送来鳆鱼，是因为当时的“徐州”（相当于今天的苏北及鲁南一带）地近鳆鱼产地的缘故。古时的鳆鱼多产于山东沿海，尤以胶东半岛出产者为绝品。起码到南朝时期，江南人尚不知从本地海域采捕鳆鱼。《南史·褚彦回传》这样记载：“时淮北属魏，江南无复鳆鱼”，于是鳆鱼身价倍增，一条贵至三千钱。“三千钱”是个什么概念呢？据同时期的《齐民要术》里说，到劳务市场出一天三十钱的工资，工人都会抢着来干活。换句话说，雇工不吃不喝干三个来月，就可以买得起一条鳆鱼了。西晋前期以奢靡著称的何曾一天伙食费高达一万钱，他还觉得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但要是换在南北朝时的江南，一万钱也就能买三条鳆鱼而已，每天光吃这点，不饿死也难。当时，褚渊（字彦回，435-482）的好友送给他30枚鳆鱼，实在可以说一份厚礼。褚渊虽然做了南朝宋文帝（424-453年在位）的附马，仍旧十分清贫。于是他的门生建议：“不如把鳆鱼卖掉，换得十万钱” 。谁知褚渊听后竟十分生气，厉声对门生说：“我虽然贫寒，再穷也不能拿朋友送的珍贵礼物去发财” 。说罢就将这些鳆鱼煮熟和家人一起分着吃了。纵观褚渊其人，虽因坐视萧道成篡宋而名节有亏，但这个不爱钱财的典故，还是相当有名的。
到了宋代，人们对海珍品开始品头论足，好事者甚至排列其美食位次，不少人已将鳆鱼奉为海珍之首。其中表现抢眼的就是苏轼。这位“老饕”在出任登州（今山东烟台一带）知府时有幸在当地吃到了鳆鱼，简直赞不绝口。在他看来，酒席宴上鳆鱼是压倒一切的美肴，过去被人津津乐道的肉芝、石耳、醋芼、鱼皮等佳肴，若与鳆鱼相比都得甘拜下风。晚些时候，金代诗人刘迎在《鳆鱼》诗里也感叹，过去总是夸奖江瑶柱（干贝）鲜美，吃过鳆鱼后，才知鳆鱼之鲜美更胜于江瑶柱。希望以后在宴席中鳆鱼不要论数计算，越多越好。此公对美食的渴望，可以说是很诚实了。

江瑶柱（干贝）
既然如此，达官显贵的餐桌上自然也少不得鳆鱼（当时已有“鲍鱼”的说法）。明朝的万历皇帝最喜欢用鲍鱼、海参、鱼翅共烩一处，命为“烩三事”，并“恒喜用焉” 。清朝乾隆南巡时，接驾菜中就有“鲍鱼珍珠菜” 。这道菜是用极嫩的玉米棒烩制鲍鱼，以鸡汁入味，醇和汁浓，食之丰腴细嫩。大美食家袁枚对于吃鲍鱼也有自己的心得。《随园食单》记载：“鳆鱼炒薄片甚佳，杨中丞家削片入鸡汤豆腐中，号称‘鳆鱼豆腐’，上加陈糟油浇之。庄太守用大块鳆鱼煨整鸭，亦别有风趣。”据说，当时沿海各地高官上京“面圣”时，大都进贡干鲍为礼品，一品官吏进贡一头鲍鱼，七品官吏进贡七头鲍鱼，以此类推，一头鲍就是一斤仅有一只鲍鱼，七头鲍是一斤有七只鲍鱼。前者的价格比后者可能要高出十来倍。晚至民国年间，北京著名的官府菜代表“谭家菜”里就有两道名菜，名曰“红烧鲍鱼”与“蚝油鲍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