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 ， 虽然最初日本邀请爱因斯坦访问的时间是四周 ， 但是后来在爱因斯坦抵达上海之前 ， 已经将访日计划延长了两周 。但是增加的活动不多 ， 比较休闲 ， 想必也有报酬 。爱因斯坦在给夏元瑮的信中所说“现以要事 ， 急须西归”应该是个重要因素 。什么要事呢？西班牙之行应该本来就在计划之中 ， 因为1920年西班牙就对爱因斯坦发出邀请[4] 。
因此很可能爱因斯坦是将本来用来访问中国的两周时间转移到了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当然非常重要 。他第二次途经上海时在犹太人的招待会上的致辞就集中于在耶路撒冷建设的希伯来大学 。后来他在归国途中确实在巴勒斯坦访问了两周 ， 而且最深深地感动了他 ， 犹太复国主义东道主也希望吸引爱因斯坦去定居[6] 。这与当年民国日报猜测的第一个原因有所一致 ， 虽然没有证据说明是不是被邀请去当校长 。
笔者为以上推测找到两个支持性证据 。第一个证据 。1922年9月18日 ， 爱因斯坦即将开始远东之行时 ， 写了封信给瑞士驻柏林领事馆说[5] ， 各国向瑞士公民收的签证费对于在德国工作的人显得贵 ， 他以前都能要求豁免 ， 但是手续繁琐 ， 所以要求瑞士使馆给他办外交护照 ， 以便可以自动免除各国签证费 ， 而且旅行方便 。为这事 ， 爱因斯坦写道：“我将到日本、中国、荷兰属印度、西班牙旅行…”没有巴勒斯坦！因此是后来改变了旅行计划 。第二个证据 。爱因斯坦第一次途径上海[5] ， 告诉德国驻沪总领事悌尔（Fritz Thiel） ， 他觉得有必要接受巴达维亚（Batavia ， 即今日的印度尼西亚）的邀请 ， 因此怀疑能否履约在中国作演讲 。事实上 ， 爱因斯坦返程途中没有去巴达维亚 。笔者注意到 ， 巴达维亚与巴勒斯坦发音接近 ， 有可能悌尔误听了 。也有可能因为犹太人问题的复杂 ， 爱因斯坦不便透露要去巴勒斯坦 。
不管怎么说 ， 爱因斯坦第一次途径上海时 ， 对于能否来中国访问 ， 私下已经动摇了 。为什么动摇？一方面是他对之有责任心的巴勒斯坦邀请他 ， 另一方面他的动摇在8月28日给斐司德的信中已经表达了 ， 是因为“中国国内普遍存在的重大困难” ， 他最后选择去巴勒斯坦而没有去中国 ， 可能与之有关 。
爱因斯坦当时对自己应得的报酬是在乎的[10] 。北大最初开出的报酬比较低 ， 后来又发生财政困难 ， 这些情况确实容易使爱因斯坦担心北大能否兑现报酬 。他8月28日给斐司德的信就有试探之意 ， 至少表露了不确定 。斐司德和罗勃生的邀请又节外生枝 。爱因斯坦12月22日给蔡元培的回信中说：“上海斐司德博士——像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其中斐司德所说的请求是什么？胡文说是斐司德建议爱因斯坦用英语演讲这件事[4] 。笔者不同意 ， 因为语言问题不会是关键 ， 总归可以有人将爱因斯坦的德语翻译成英语或中文 。事实上 ， 爱因斯坦8月28日给斐司德回信中已经提出由鲁西来翻译 。
所以笔者推测 ， 这个“与我们从前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就是在北大之外作演讲这个事情本身 。结合爱因斯坦8月28日给斐司德的回信来判断 ， 斐司德和罗勃生邀请爱因斯坦在上海和南京作演讲 ， 看样子没有明确说明报酬问题 ， 否则爱因斯坦给斐司德回信时不会不提 。爱因斯坦回信中一方面表示不确定 ， 一方面又建议斐司德与蔡元培商讨 ， 实际上就是要将访问中国的计划重新统筹规划 。没有资料表明斐司德有没有按爱因斯坦建议 ， 与北大联系 。但是可以看出 ， 蔡元培没有给斐司德任何委托 ， 他们之间也没有一个对爱因斯坦访华的协调 。斐司德没有主动向爱因斯坦表明他与北大无关 ， 所以他所邀请的爱因斯坦在上海和南京的演讲似乎成了北大报酬覆盖的额外工作 ， 而斐司德也似乎成了蔡元培的代表 ， 所以爱因斯坦觉得与以前约定相抵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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