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痛苦，都是在给你一条活路
新周刊 ：存在主义心理动力学里，人的负面情绪被归结为对四个终极关怀的恐惧：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 。你认为中国人的中年危机和对这四项关怀的恐惧有关吗？
崔庆龙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就拿死亡来说，以现代人的健康状态来讲，长期处于996的高压环境下，不要说35岁，可能到30岁以后，很多人就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如以前了 。这种直接反应在身体上的状况，会让他们体验到一种和疾病、衰老、死亡有关的担忧，你可以把它归结到一种死亡焦虑的范畴中 。
其次，这个年纪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可能还有房贷、车贷、负债什么的 。他必须得让自己保持在一个能够持续创造所谓的经济价值的状态下 。他不敢辞职、不敢消费、不敢做别的设想，很容易陷入到压抑和紧绷的状态 。
在这个阶段，社会关系也会变得特别的单一 。我发现很多人在这个年纪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就算有，双方可能也因为结婚、有孩子了，重心天然地向着家庭倾斜，逐渐丧失了以前那种高强度的情感陪伴和交流的机会，也没有时间和空间再去构建高质量的社会关系，人就陷入到了孤独的局面 。
（图/《塔利》）
与此同时，无意义感也更容易出现 。为了生存，人们也不敢去想“我到底该怎么活”“我是否应该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等问题 。因为眼下的人生枷锁已经太多了，人们没有办法另辟一条路，去追求有意义、有价值反馈的生活 。
新周刊 ：人的儿童时期，也正是大脑发育的敏感时期，如果经历了情感忽视、目睹亲人逝去、家庭冷暴力等负面事件，会对一个人的长期心理健康状态产生影响 。童年创伤对日后的中年危机是否会有潜在的、长远的影响？
崔庆龙 ：一定会有的 。如果一个人小时候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但是被父母批判，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对真实感受表达的极大抑制 。儿童会基于这样的经验，习得掩盖自己情感的能力，不去造成矛盾，会规避表达情感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长此以往，有一部分真实的、原始的情感冲动就一定会受到阻碍 。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成长的环境里，儿童的价值从来得不到承认和认可 。这就意味着，如果未来有一天，外界对他学习或者工作方面认可的机制中断了，他无法获得正向价值反馈——这就像是一根极细的杆子支撑着庞大的价值体系，局面必然是岌岌可危的 。
例如，有个人一直升学考试都很顺利，但是找工作碰壁了；或者说有个人一直都被视为天之骄子，但是有一天他在婚姻上失败了 。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动摇到他内心最深处、最脆弱的价值天平 。
（图/《教授》）
所以，成长中的负面经历，就像是或浅或深地给人生埋下了一颗颗的地雷，它会被一些事件所触发，从而引爆 。未来某一天中年危机出现的时候，它可能不仅仅会动摇你的表层，还会把你内心最深层的那个东西也动摇了 。
一个在幸福家庭成长起来的人，遇到困难可能只是沮丧一阵，因为他有自我支撑的内在经验 。但对于有童年创伤的人来讲，他体验到的是双重痛苦，一重是客观现实上的，一重是他主观现实里对这件事的非常个人化的体验，比如有的人会觉得自己非常无能 。这是性质的不同，也是程度的不同 。
新周刊 ：在一个关于中年危机的采访中，有受访者讲道，“对各种关系感到无力，支配不了关系的走向，甚至是夫妻、亲子” 。值得注意的是，中年危机中的情感危机往往不是独立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其他危机共同出现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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