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凯
“宋四家”的问题似乎已成为一个历史公案 。最早提出“宋四家”之说的是元代王芝的《跋蔡襄洮河石砚铭》，他认为“四家”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可仅仅隔了一个元代，质疑之声便起 。明代张丑、孙鑛 ， 清代杨宾 ， 直到当代张伯驹、启功等都对此都提出过不同的看法 。其主要分歧还是在于如何排序，以及其中的“蔡”到底是蔡襄还是蔡京的问题 。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宋四家”的排名及影响？我以为，还是应站在宋代书法发展的特殊背景和主体特征的角度 ， 从书家艺术表现的个性风格和创造性贡献上予以界定，也许会得出一个比较客观而令人信服的结论 。
就如同以“尚意”将宋代书法风貌予以统括一样，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作为整个宋代书家艺术成就的最高代表，不是同时代人所赋予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历史积淀和淘洗之后由后人追加的 。这种建立在时间距离学上的文化判断，虽是由个别人率先提出 ， 可是却能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认识，必然具有集体认同思维下的从动效应，也体现了民族审美心理的需求 。然而，这种认识和结论是否合理、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特定文化艺术现象的本质 ， 则也未必 。
清人梁 在《评书帖》中指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 。”如果说唐人是以“尚法”将书法发展到一个高峰的话，那么，宋人则是以“尚意”对“尚法”的突围和创造而将书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真正使得宋代“尚意”一派书法得以风生水起 ， 并蔚为大观的主力，是一大批具有深厚文化修养、人格意志和艺术天分的旷世文豪，诸如苏轼、黄庭坚、米芾以及“二蔡”等 。正是这些人的主导与实践 ， 才使宋代书法在合理继承的基础上 ， 紧扣时代主流意识，从而得以创造性地拓展和提升 。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首推蔡襄 。其书法真草隶篆，诸体皆能，“当为本朝第一” 。然而，就其书法的艺术性而言 ， 则是继承多、创新少 ， 且能够供后人研究的书法思想和书论也仅有“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绝技也”等寥寥数语 。他更多的是将精力用于书法实践之上 。他遍临唐代诸家，于颜楷用功尤勤，从其《万安桥记》等传世之作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对鲁公笔法、结体、取势以及精神格度的继承与坚守；其行书《澄心堂纸帖》笔墨润畅，疏朗遒媚 ， 颇得陆柬之《文赋》之韵致，又开赵孟頫的源流；其草书欹正大小，婉转有致 ， 运笔飞动，挥洒自如，且以用笔的“散草”而成自家特色 。可平心而论，这种以“用功精深”为根基 ， 以“尚韵”“尚法”的古意追求为主导的创新路径，并没有使他的书法走出前人窠臼，而显得创造性不足，当然对整个宋代书法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但他确实是宋代一位极具承上启下作用的书法大家 ， 艺术高度和影响力在当时也是空前的 。
可真正率先举起“尚意”旗帜并迅速形成独自风貌的领袖者，当是苏轼 。论诗，他与黄庭坚齐名，称“苏黄”；论词， 发“豪放派”之先声；为文，居“唐宋八大家”之列；绘画，开文人画之先河 。他一生书写了大量的墨迹、题跋和信札 ， 其书结体舒坦、笔力纵横、风格多样、变化多端 。其人生的悲欢离合、文人的情感心境与喜怒哀乐 ， 在其笔墨表现与书写情境中得以发挥 。从“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到“出新意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箴言中 ， 便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他书法意象的营造，确是在中国书法审美情趣和自身规律的法度框架之内，以内心的完美而展现其人性的精神自由 。尤其是《黄州寒食诗帖》等其人生低谷期的书作，时而奔放，时而哀婉，至情挥洒、出神入化，从而形象地划出了唐人与宋人书法的分水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第三块里程碑 。而《前赤壁赋》则丰腴劲秀、结体扁阔、状态坦然，其博大、静谧的内心气象与从容淡定的悲悯情怀得以最真诚、最质朴、最自由的表现 。苏轼以诗与情、书与意的真声和谐树立了宋人“尚意”的大旗，且以其心智和心性而影响久远，成为这个民族文化中的一个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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