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上来说,对作品的分类比较容易,对作家的分类往往比较困难,尤其是像老舍这种创作风格比较独特的作家,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归类 。
从风格上讲,老舍的文字有着非常明显的“京味”和世俗性,而从内涵上讲,他的作品又带有着“海派”的内涵和当时严肃文学的一些特征 。
所以说,我更喜欢把老舍看作是“京派”与“海派”两类文学的一个合流作家 。
何为“京派”与“海派”?
“京派”和“海派”之争是近现代文学史上一次著名的大论战,发端于沈从文的一篇文章 。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上刊发了一篇名为《文学者的态度》的文章,其中称现在的文学工作者成为了一种扭曲的职业,并且暗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一些上海作家在创作时受到了太多的商业影响 。
但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的初衷并不是对上海作家的批判,而是对文学领域出现的现状进行反思,他所认为的“上海作家”同样包含一些居住在北京却受到上海文学风气影响的学者,就是所谓的“玩票白相”人士,即演戏、游戏、无业游民一类的贬称 。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上升到地域“歧视”的程度 。
也就是说,沈从文只不过是以一种不是非常恰当的表述,进行了一次君子式的探讨 。
但是,这样的行为刺激到了很多人的神经 。毕竟这样的表述对于上海等地的南方作家来说,无异于一次“横祸”,是对自己创作理念的一次贬低,所以就不难理解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
先是苏汶,也就是文学理论家杜衡迅速撰文反击,1933年12月在《现代》杂志上刊发《文人在上海》,主要是说了两件事 。
第一
上海文人在创作过程中存在“商业性”,是因为上海的文人处境要比北京文人更为艰难,最主要的就是穷,迫切需要金钱 。
所以作品的诞生时间都比较短,且没有时间做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故有一些浮躁的成分 。
京派文人以“海派文人”来形容这些作家,本身就带有一种令人厌恶的“俯视”姿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
其实这一个目的是以退为进,实际上就是说,海派文人的创作观念并不可耻,反倒是京派文人的成功过于依赖自身的环境优势,其水平实际上有待商榷 。
第二
海派文学带有一种工业文明的先锋性,其变革是一种进步倾向,在整个文学史上将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
这一个种说法其实非常严重,实际上就是在暗指,反对这一潮流的京派文学是保守势力,必然会被时代新潮流所冲垮 。
这篇文章一出来,瞬间就将“京派”与“海派”很多作家都拉入了论战之中,大家吵得不可开交 。
沈从文于是又写了几篇文章来驳斥苏汶,并且语气和措辞也非常严厉,将海派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最初提法扩张成了“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和“不正当的商业竞卖”,指出海派文人“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特性 。
这样就将一次探讨变成了一次骂战,双方檄文往来,吵得不亦乐乎,成为了1933至1934年最为热门的事件 。
而值得玩味的是,当时文坛上的主流并不是“京派”与“海派”的任何一支,而是以鲁迅、茅盾为首的左翼文学 。
这时候,鲁迅等人自然要出来调解纷争,于是就出现了一次更为深层次的文坛走向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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