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学术报国光荣使命,为何要确立和如何把握学术史( 二 )


文学、历史和思想史的关系是什么?
感谢要求:对文学史研究越位及其与思想史暧昧关系的关注,这是近来一个时期很多学者尤其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十分关心的一个学术命题 。关键在于这个问题的“问题意识”关系到两个学科尤其是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对长期耕耘在现代文学一线的学者来说,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越位难免使得他们自己显得尴尬甚至是恐慌 。的确,“自留地”的边界消解或说走向式微是困扰他们的一块心病 。
于是,当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学术命题,尤其是对于诸如笔者这类一直从事文学史和思想史交叉研究或说“兼做两类事”、“一手多拥”的学者而言,以当事人的身份来“正名”或许更有利于自己的“言顺” 。鉴于对思想史与文学史交叉的“来龙去脉”笔者已经做过必要的考察与分析,这里笔者进一步关心的则是:站在学科本体论的角度,文学史学者为什么会对此耿耿于怀?立于全球学术的视野,为什么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暧昧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特有的“公案”?从人文学的视角出发,文学史和思想史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打成一片”的呢?当下,究竟如何才能在人文学的大视野下理解并把握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走向?学科本体:越位带来的困惑论及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问题,它牵涉到两个学科学者的神经 。
就文学史研究者的敏感而言,他们更多的是对自己学科领地被挤压、侵占造成的学科边际模糊乃至被消解的担心 。他们主张内敛式地守种“自留”地,不必去越位“攻取” 。虽然这些学者一再声称“无意非此即彼,把文学史与思想史对立起来”,但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是对文学研究领地患得患失的一种本能守护 。在此,温儒敏教授的担忧颇具代表性:“我当初提出警惕文学研究中的‘思想史热’,……只是提醒认真反思当今文学研究中的偏至现象 。
这种偏至在改变着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格局带来某些负面的东西 。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确出现了某些不太正常的情况 。不少学者抱怨学科‘拥挤’,纷纷改换门庭,要走出学科 。许多文学研究的文章其实‘文学味’很少,满眼都是思想史与文化研究的概念 。而到一些大学的中文系,感觉就如同是在哲学系、历史系或者社会学系,学生最热情谈论的不再是文学,而是政治、哲学、文化,甚至经济学 。
每年的文学博士硕士论文,也大都往思想史靠拢,即使有一点文学,也成了填充思想史的材料 。现当代文学学科正在受到‘思想史热’潮流的冲击,逐渐失去它立足的根基 。”作者顾虑的根本还是文学史的边缘化、文学味的淡化及思想史的“插足”,尤其是文学史立足之大本营的丧失 。文学史研究一副受压迫、被欺辱的自卫姿态 。由此,文学史的研究者不能不奋起申诉、呐喊抗争 。
一位年轻学者说得更为直接:“当我们面对一部文学作品、一个时代的文学时,倘若不是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判断,而是苦苦追求其思想性、社会价值时,中文学科也就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地步 。现代文学史被沉重的思想:——可能是社会政治革命,可能是伦理道德,也可能是思想意识——压得喘不过气来 。”面对几乎奄奄一息、苟延残喘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学者们也感到了濒临窒息的痛楚,为此才有了这样的呼吁 。
这里,文学史研究者应该反思的是:思想史或其他方法论的介入究竟是给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还是破坏了学科的纯洁性?进一步说,如果文学史研究一味地自给自足、自“园”其说,那样原地踏步的“保守”姿态是激活了这一学科还是要使其渐渐式微呢?与文学史研究领域对思想史介入的抗议不同,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近一个时期完全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心态开始了一网打尽式的“收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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