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晚明出现了具有“性灵”的小品文以及具有前现代之兆的思想碎片(譬如李贽等)外，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文学”和“思想”贯通之大家的出现，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看看屈原那样写出《离骚》等千古绝唱的赋体大师，除却一心一意的抒“忠君”之怀、发“块垒”之骚，其思想史意义上的人生境界还是难与现代性产生瓜葛的 。如果说屈原、司马相如、“三曹”等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大家多是在政治的激流中拼搏、斗争的漩涡中挣扎、个人的恩怨中“拔高”(自我)的话，即使后来的“八大山人”和“竹林七贤”中“魏晋风度”也还只能是在政治面前的失意或无能后的“诗意”栖居而已，他们或寄情山水，或徜徉江河，或唱和消遣，难以在“思想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
的确，我们还有“唐宋八大家”，但翻阅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的诗歌和散文，哪一家能摆脱文人失意后心态的自我调节、被贬后的自我流放呢?就是这“八大家”之外的又怎么样呢?无论是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还是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抑或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一不是“断肠人在天涯”的喟叹和愁怨!即使是被我们早已铭记的美文诸如《陋室铭》、《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岳阳楼记》，也还是殊途同归，难以摆脱传统文人的写作宿命 。
刘禹锡的《陋室铭》在自我“陶醉”的背后，其实有一种酸楚难当的难言之隐 。罢官之后的进退失意不算，县衙硬是把他逼到了无路可走的边缘，最后不得不以“陋室”自慰 。这样的美文不但不可能是思想之作，而且甚至有流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嫌疑 。《明月几时有》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宽己宽人之感慨背后，无非是在重弹“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千年老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该是妇孺皆知的千古名句 。
它出自宋代那位“进亦忧退亦忧”散文大家范仲淹之手，但文学家就是文学家，如果我们习惯于“胜者通吃”的逻辑，那就和今天的“三栖明星”或“多栖明星”没有什么两样!呼之为思想家、政治家的说法同样牵强 。不必再问元曲、明清小说里的思想系统性和独立性，一言以蔽之，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性或说文学性十足，在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双重视角上审视“古典主义的终结”，不能不说是人格“依附”的终结 。
这不只是“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的命运，更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命运 。的确，思想与文学“舟车之两轮”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腹胎之中才真正孕育的 。回顾了古典文学的终结，我们再环顾一下西方学界在文学和思想史的对弈 。在西方学术界，虽然思想史和文学史分庭抗礼，但却很难找到关于领土地争端的笔墨官司 。
在笔者看来，首要的原因是他们对“问题”的重视，这即是笔者一再强调的“问题意识” 。鉴于这一问题已在《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有所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其次，西方学术界对作为文学和思想的对立同样有觉察，但他们不是立意要把这两个学科来划个“楚河汉界” 。为了把“问题”诠释清楚、梳理透彻，他们看重的是这两个“形式”谁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并尽力在两者之间“扬长避短”，从而让“形式”(手段、方法)更有效地服务于“问题”(内容、论题)的目的 。
如果他们有对抗，也不是担心自己失去领地，而是怕延误或耽误了“解决”问题 。应该说，这是“一个古老的论争”，从柏拉图时代即开始了 。马克?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的开篇就说：“柏拉图对荷马的最大不满就是荷马的存在 。”虽然西方学界中的术语和我们不一样，但在实质上他们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和我们所谓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分野大同小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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