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但不担心该学科的领地会被挤占、侵入，而且一反文学史学者“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自留地心态，一心一意谋发展，直至“发展”到了人家的田地，一副称王称霸的气势 。这也是当下我们尚未听到来自思想史学者关于文学研究者挤占自己地盘之抱怨的原因 。应该看到，对思想史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同样是近来一个时期诸多学者关注的一个话题 。
葛兆光的“思想史的写法”一出台就把思想史学者的思维激活了：“至今，思想史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领域，它的中心虽然清楚，但是叙述的边界却相当模糊，致使它常常面目不清，也无法像它的邻近学科那样清楚地确立自身的边界，比如它与宗教史、学术史常常关注相同的对象，以至于它们总是要发生‘领土争端’，比如它与社会史、文化史常常需要共享一些知识和文献，于是它们又总是要‘影像重叠’，比如它政治史、经济史常常要建立一种互相诠释的关系，于是它们又总是要‘互为背景’，甚至产生了到底谁笼罩谁、谁涵盖谁的等级秩序问题 。
这导致了它作为学科的基础和规范难以确立，就好像一个历史上四处游牧的部落在诸国并峙的地界乍一定居，很难立即确立它的领土和法律，也很难约束它的国民越界犯规一样 。”如果说这位学者在含含糊糊“难以把握”的同时还显得犹疑不定，那么被其刺激起来的接踵者则表现出了十分肯定、直白的意见 。这种越位或说准备越位的倾向竟到了“上天入地”的地步：“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只是分别强调了思想史的两条边界，一条是向上的、通向哲学、形而上精神的世界；另一条是向下深挖的通向社会的、形而下生活的世界 。
合起来，可以叫做‘上天入地’ 。由此看来，思想史的对象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即在现今常见的哲学史和社会史之间的大片腹地，都可以是思想史家驰骋的疆场 。当然，这种见解多少局限于现代学术的分野，即以承认现代学术形态的合理性为前提 。”学科领地的无限扩张其实是没有学科自持的一种表现 。如此这般，我们真的不知道学科的本体的“风”是在哪一个方向上吹了 。
不过，我们有一点很清楚：在中外古今的学科史上，什么都可以成为自己领地的学科是不存在的 。换言之，一味扩张的帝国总是要马失前蹄的 。不必赘言，这里只想换个口径问思想史研究的“上天入地”者：既然思想史的“样子”和“领地”先天不足，那么我们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者是首先把这块领地耕作好，还是盲目扩张以至于丧失本来就后天失调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呢?思想史固然可以不断打造、开拓自己的外延和内涵，但不等于可以无限地扩张，以至于进入不相干的领地 。
否则，没有固定“样子”和“领地”的学科，只能是毫无个性、无所适从、任人打磨的“墙头草” 。进一步说，这样的翻手覆云其实是和文学史的过分自持和保守殊途同归的，会在更加“杂乱无章”中走向自我消解的边缘境地 。的确，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带来的学科问题应该说各有其责，而在笔者看来，问题的根本倒不在于两个既有独立性又有交叉性的学科之本分不本分，事实上思想史和文学史都存在一个学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问题 。
这是学科意识的宽口径、厚方法思想在起作用 。但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和程度上把握自己的学科定位而又不失去自我，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梳理和关注的学术命题 。学科疑案：西方化与中国味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暧昧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特有的疑案 。这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学术观念和机构兴起后接踵而来的学术现象 。这里，或许我们关心更多的是：立于中外古今的视角，何以中国近代以降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之关系才呈现出了暧昧、紧张以至于遭受冷眼怒目呢?根据笔者的观察，中国近代以前的文学史和思想史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瓜葛，也难有大的瓜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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