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绝顶聪明的人如胡适和周作人也不例外 。”周作人那篇《人的文学》就是典型的人文思想力作 。文章似乎文不对题，一个谈论文学的标题竟然把思想之现代性的重要说得比文学本体还专业：“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 。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 。
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 。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 。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 。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 。自从Proebel与Godwin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 。
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个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 。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 。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 。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 。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
”以“中国文学”为切入点，把“人的文学”联系到“人生问题”并归结为“人道主义”思想谱系 。这就是文学和思想“并轨”之雏形 。还有更为确实的说法，那就是周作人以“仲密”为笔名发表在《每周评论》并为《新青年》转载的《思想革命》一文 。他在该文中把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相提并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率直抛出：“我想文学这事务，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 。
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 。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 。……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但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将来老瘾发时，仍旧胡说乱道地写了出来，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 。
话虽容易懂了 。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 。好比‘君师主义’的人，穿上洋服，挂上维新的招牌，难道就能说实行民主政治?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 。
”看来，想把文学(史)和思想(史)分开不但不可能，而且还会因此失去其“新”的意义 。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李大钊在将“今日文学界、思想界莫大危机”相提并论的同时，还对“新文学”的定义理解耿耿于怀：“我的意思以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 。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 。
”那么“什么是新文学”呢?他说：“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 。”这，也正是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伊始的新文学之由“西方化”到“中国味”的原委曲折之所在 。人文学术：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天然纹路“文学是人学”，这是从事文学研究者家喻户晓的一句名言 。
从关于周作人等“五四”作家的言传“笔”教中也不难发现“这一个” 。其实，就史学、哲学以及宗教学等学科的特性来看，把他们说成是“人学”也未尝不可 。毕竟，在它们的精神气质上，人文主义的精神气息(以下简称“人文气息”)共同洋溢其中 。这里，我们撇开纯粹的史学和哲学的分析，单就思想史和文学史的藕断丝连之关系作一个必要的梳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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