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学术报国光荣使命,为何要确立和如何把握学术史( 七 )


不过,在分析两者以自己的不同方式勾连对方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两者勾连的前提或说纹路之天然交织的条件做个交代 。如果说文学史和思想史存在天然的近亲关系,那么这话并不算夸张 。关键在于,它们的纹路何以天然?我们知道,文学史和思想史同属于人文学术的学科领域:它们同样以“人”作为研究对象 。人文学科中文、史、哲的共同属性和终极关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是以寻求意义为终极目标 。
人文学(科)的意义寻求之范畴很宽泛,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这也是人文学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原因 。换言之,真正的人文学对人的关心很难一步到位,它有一个终极关怀的“彼岸”气质,人生的意义是一个谜团,而且这个谜团不可能一次性穷尽,也不可能由一位智慧之人一次性勘破 。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人文科学工作者只能在悖论中追问或者说寻求意义,而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顺手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
寻求意义的过程是一个言说过程,也是一个阐释过程 。意义的问题在摇摆、拷问、共鸣中进行 。它可以是心理痛苦的缓解、紧张的放松,也可以是快乐的扩张、幸福的多元,甚至还会是信念的获得与放弃 。不过,思想的宽容、心灵的理解、互相的关爱、情感的升华是人类应有的通感,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主题 。凡此种种,也是需要通过打破学科壁垒来完成的 。
进一步说,人文主义的视界把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召集”在了一起,形成了相互摩擦的局面 。那些以人为本位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治主义无一不是在咏唱“同一首歌” 。回想“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一时期的“易卜生主义”之所以能广为传诵,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即是始作俑者对人文主义的热捧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天然纹路的内敛和收缩,因而使得现代中国文学自一开始就打上了厚重的思想色彩,从而现代文学研究也就与思想史如胶似漆 。
对此,还是夏志清先生看得清楚:“文学革命的初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国人对人文主义的浓厚兴趣,认为人的尊严,远远超过他作为动物和市民的需要之上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成了当时中国青年最热门的话题 。”人文学除却具有深层关怀的特性,它的强烈的人类反思自身的特性同样决定了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缠绵 。
如果说人文学的反思特性的最大化即表现在对启蒙的理解和诠释上,那么我们这里不妨租赁一位学者的观点,审视一下这个思想平台如何为思想史和文学史同唱一首歌提供了空间:启蒙肯定理性;启蒙肯定个人;启蒙肯定平等;启蒙肯定多元 。也许我下面的延伸不一定完全合乎作者的本意,但有几点可以确信:肯定理性使得两者同时具有批判性、肯定个人使得两者同时具有担当意识、肯定平等使得两者同时具有现实关怀、肯定多元使得两者同时具有前瞻性或说终极关怀 。
如果说两者在这四个方面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批判性在文学那里是通过怀念过去或理想期待完成的,譬如鲁迅的《故乡》对当年闰土的回忆和后来在船上对“希望”的前瞻;而思想史则是以对传统的直接否定和对未来的直接设计完成的;个人担当情怀在文学史那里是受难者形象的塑造,而思想史则是以“自由与秩序”的原理(哈耶克)、个人权利与责任的划分和界定来完成的;现实性在文学那里是一种人性的永恒价值诉求,在思想史那里则是一种“关注现在”问题的解决(马克斯?韦伯);文学史的终极关怀在于意义的“无可言说”,思想史的终极关怀则是发现知识的不确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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